为了证明我没有夸大其词，我当场演示了一下，我把手机贴在耳边，对采访我的女记者说，你，你正在骂你们的台长是个王八蛋，因为你的情人在金心宾馆开好了房间等你，你好不容易跟你老公编好了今晚不回家的借口，却不得不在这里加班。
女记者像被人抽了一巴掌，脖子明显朝后缩了一下，仰着脸错愕地看着我，而我则得意地回望着她。她满脸通红，手里的话筒微微颤抖，嘴唇翕动着，可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好像马上就要哭了。
我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巴，接着转向穿着军绿色马甲的摄像师，“至于你呢，你正在盘算着晚上去哪家洗浴中心过夜，并琢磨着怎么能把花掉的钱换个名目拿到你们单位报销。”
摄像师的脸色马上变得铁青了，额角也隆起了蚯蚓似的青筋，他肩膀上的摄像机明显晃动起来。
我理都不理他，马上转向了站在摄像机后面，手里拿着稿子的编导，那是个三十多岁略有些秃顶的男人，他正用难以置信的眼神定定地望着我，看到我把脸转向了他，他的身体猛的一震，仓皇后退了两步，竟然迅速挤进了街边围观的人群，消失不见了。
这令我有点泄气，我朝着人群走了两步，既然那个编导躲开了，我打算随机指出一个观众，但就在我的手指缓缓在空气中划动，准备挑选出某个人时，令我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就像是一阵狂风迎面吹向了他们，就像一只恐怖的怪兽扑向了他们，所有围观的人脸上都流露出恐惧的神情，齐刷刷地向后面退去，然后转过身轰地四散而去，街边上只剩下几只鞋子。
我疑惑地抓抓头，茫然地朝左右望望，发现刚才聚在我身边的那些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都跑得远远的了，躲在街角或远处的路灯杆后探头探脑的看我。
就是从那天起，我成了这座城市里最不欢迎的人，所有人都认识我，但只要我一走近他们，他们就会立刻逃开，就像我是一条毒蛇，一条疯狗，或一只禽流感的鸡，也有少数人不跑的，他们挥舞着菜刀朝着我大骂：别用你的破手机查我，滚远点，滚远点，否则老子砍你丫啦。
值得庆幸的是，只有我的妻子没有离开我，始终小鸟依人地陪在我身边，因为那天我一进家门她就跪在我面前，哭着承认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既然她这么坦白，我就宽容地原谅了她。
在这座城市里我是没办法呆下去了，我决定举家搬迁到别的城市去，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开始新生活。临走前的那个傍晚，我走在苍茫的暮色里，顺手把那只手机丢进了街边的一只垃圾箱，打算将它连同它带给我这些痛苦的记忆全部丢弃，可走出十几米远，我又改变了主意，返回去把它掏了出来。我决定还是把它彻底销毁，我想到这三十年来我也做过一些绝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事儿，万一它落到哪个认识我的人手里，那可就完蛋了。
我一直希望拥有一部数码照相机，从我知道这种东西的存在起，我就一直想拥有一部，昂贵的当然好，便宜得也行，可是在我对它朝思暮想的那些年里，即便全世界最便宜的一部对我来说也是昂贵。我买不起。
后来，我在街头遇到一个灰头土脸的人，那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吧，也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头一年，那时候街上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人，他穿着深蓝色的外衣，上面左一块右一块地散布着油迹，他的眼神很亮，脸色微微发红，看起来既真诚淳朴又不怀好意，我记得他是在大风扬起的尘土里迎着我走来的，不知道是看中了我哪一点，他神秘兮兮地拉住我的胳膊，用近乎耳语的微弱声音询问我：兄弟，要不要相机。
“相机”这两个字像咒语一样把我定在了街边，我打量着他，注意到他的胸口有一团可疑地隆起，然后他把手伸进去，再拿出来，那团隆起就平复了，我看到他的手里多了一台银灰色的相机。
他和这台相机，很明显是一组不谐调的搭配，它的来历可能会有些灰色、甚至黑色的故事，但我管不了这些了，我毫不犹豫地掏出当月的工资买下了它。
十年前我买下了那台数码相机，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一件喜事，我把它拿给的第一个人就是月茹。当时她还没有成为我的妻子，她成为我女朋友也是刚刚不久前的事。我们的爱情曲折得如同电视连续剧：刚上大学时我爱慕了她一年，直到她在大二那年跟了一位局长的公子我才死心，但大四快毕业时，局长公子出人意料地丢弃了她，她悲痛欲绝，我也为她伤心，但同时也掺杂着一丝不便告人的欣喜。我抓住了这次机会，终于走进了她的生活。
她美丽、丰满、多情，你该想到我的心情会有多么的激动。
我把相机拿给她看，她看了一眼就随手放在一边，评价它款式不够新颖，“我玩过好得多的。”她不屑地说。我知道她说的不是假话。
说是这么说，可她还是允许我用这台相机为她拍摄了一些照片，但令我尴尬的是，每张照片上都是一个容貌丑陋的女人，有点像她，但就是太丑了，整张脸变形得厉害，看起来不仅令人嫌恶，甚至令人伤心。相较她的美丽，这些照片实在是不着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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