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来，韦宝对他和孙承宗的关系，又怎么会不满意？
虽然两个人最开始交往的时候，存在着很大的互相利用的关系。
但是韦宝现在能够明显感受到，孙承宗其实并不是想从他这里获得多少私利，而更多的是站在大明朝廷，站在大明百姓的角度出发，在支持自己！
因为和毛文龙比起来，自己明显更有能力，自己又是孙承宗的弟子，也明显与孙承宗更加亲近，所以，孙承宗和毛文龙对于他韦宝进入朝鲜，揷手朝鲜政局，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很容易理解了。
当晚，韦宝早早就睡了，预备第二日赶早启程，前往仁川，继而赶往公州见朝鲜王室和两班大臣。
明天，从辽南过来的护卫队是肯定不能全数抵达的，所以明天可能要留下二百人驻守江华岛，韦总裁只会带着三百总裁卫队前往仁川，等到护卫队的一千多人到了，再让二百人过去与他会合。
韦总裁躺在床上比较了一下光海君李珲和仁祖李倧，这伯父和侄子二人。
其实从大明的角度考虑的话，李倧上台对明朝是肯定有利的！
因为光海君的外交策略更狡猾，更不好控制，没有帮助过明朝多少，甚至还在背后捅了不少刀子，暗地里与建奴眉来眼去！
壬辰（文禄）之际，宣祖称赞光海君之聪明好学，许可立其为世子。
光海君作为聪明好学之人，从开始就对形势之揣摩与国运消长之预测心领神会。
后世只因光海君李珲是所谓废主，王之行事未被阐明，甚为遗憾。
光海君所怀抱之泽民主义与批评备边司方面之名分论，想来是很有意思的。
所谓泽民主义就是，政治不是体面，必须从实际出发，所以不问大国的对手如何，一味对大国采取追随的态度，不计其力，徒酿事端，非但贻祸人民，遂无疑危及社稷。
相比于仁祖李倧，光海君在位，其实对朝鲜老百姓是好事。
但是这个时代的人，感受不到这些，尤其是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与后世一样，逆来顺受，能活下去已经暗自庆幸，怎么会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考虑谁对国家好？谁对老百姓好？
光海之时，南有日本，西有大明王朝，北有满洲之勃兴，而当时朝鲜现状，新经壬辰之乱，且经宣祖末造浊乱之政。百度俱废，财源涸渴，加之以人心离散，土崩是惧，事情可见。当此时也，苟非光海之善于谋国者，实莫能为也。且国人素所感服于光海之自为世子时，有光复旧物之功，而无残虐贪暴之行，故国家得以维持矣。
光海君固深知党争为害极大，对朝臣时加饬戒，其本身态度亦每每以超越党派出之，唯因其性格不够刚毅，时被“大北”派的恶计与强请所左右。光海君在位十五年，其治绩尚有可观之处，尤于国防和外交问题上，时有周密的措施。
总之，光海君施用不弃明、不怒金的两面外交政策，并在内积极修补军械城池、布置适当人才于要地，以期临机应变——这是朝鲜当时得免后金侵入的基本原因。
首先在治愈壬辰倭乱这一大战乱遗留的伤口的过程中，光海君留下的内外治绩决非等闲。
若是让韦宝重生在朝鲜，获得统治权的话，韦宝也一定是按照光海君的做法，与建奴，与大明两头虚与委蛇的！而绝不会像是仁祖李倧，不得不将宝都押注在大明头上，完全没有办法两头靠。
特别是倭乱之后就遭遇了“明清交替”的大转换，光海君李珲所展现的外交力量值得注目。他识破了明朝强迫朝鲜报答“再造之恩”、想让朝鲜成为“以夷制夷”的牺牲品的意图，承认强大的后金的存在，防备他们打来的最坏情况，积累军事实力，这些都显然是卓越之举。
再加上光海君李珲持有“临战亦使在其间”的弹性认识，比谁都热心致力于把握周边国家的动向。敏感地注意周边国家的动向、在和平的时间里培养能够应对危机的实力，这是光海君所具有的外交力量的核心。
但光海君李珲的内政是失败的，以庶子和非长子的次子身份即位的他，总是为“正统性局限”而战战兢兢。
即位之后即使发挥了领导联合政权的政治力量也没有持久。
他对“王权强化”的强迫观念和执着，给了大北派可乘之机，状况更加恶化。
李尔瞻等以“王权强化”为借口除掉反对派的过程中，冒出了“废母杀弟”，政局走向停滞。
“废母杀弟”的羁绊啃噬着光海君政权的合法性，让士大夫抛弃政权、冷眼笑看他的一切统治行为。
总之，在17世纪朝鲜实现了士大夫主导的“社会统合”之下，光海君是失败的。
而且他的“失败”再次提醒韦总裁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内政基础的外交不过是沙上楼阁。
所以，韦总裁觉得光海君是曲高和寡、孤掌难鸣的，他自己的独特遭遇及背叛逆反的性格，使他始终跟那“天朝礼治体系”格格不入。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颖而出，以崭新的概念、理论、政策来处理变局，表现出某些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特点和精神。
可是，他的大臣，在正统主义的桎梏之下，是不会有勇气、亦无此要求去另辟蹊径来处理微妙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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