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发生的事情，就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了这个时代的人，他们也是无法相信大明还有十八年寿命了啊。
而韦宝则越来越着急，不想大明就这样亡了。
但是孙承宗作为皇权的坚决拥护者，其实与东林党，与阉党，都是有矛盾的，向孙承宗这样的中间势力属于异类，注定了他们的悲剧结局。
皇帝也知道朝廷需要这样的人，可这种人很难在长期的政治内斗中得以善终。
朱允炆和朱棣均以朱元璋的合法继承人自居，在对洪武制度的尊奉上，几无二致。
后代皇帝亦不待言。
明代士大夫亦对朱元璋和洪武制度绝对认同，即使那些并不合理的部分也不例外。
直至明亡，遗民才发出些许质疑声音。
因此我们可将洪武制度视为“一元”。
这“一元”带有浓烈的朱元璋个人特色，它在获秉了“祖宗之法”无上地位后，也同时拥有两大特质，即不甚合理、持续调整。
“祖宗之法”在“持续调整”的过程中，已经只是“形式继承”了。
同时，这个“持续调整”的过程，在洪武年间即已开始。
甚至于，作为制度总则的《皇明祖训》，也经历了从《祖训录》到《皇明祖训》的曲折变化。
朱元璋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口含天宪，乾纲独断，创设了洪武制度。
这些制度反映了朱元璋本人的治国理念，却未必符合合理施政的需要，未必尽符合后来嗣君的统治。
朱元璋废丞相，实现他个人集中权力的愿望，却不能一个人负其繁重的政务，于是只能设立四辅官、大学士，以分担皇帝责任，而非权力，到后代终于演化为内阁制，实现了对丞相制度的部分回转。
朱元璋仿唐制，设卫所、军户，原意在确立军户、军屯制度，向府兵制回归。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卫所制破坏，征兵制衰落，募兵制成为实际上的明朝兵制。
朱元璋将元朝粗朴的户籍分类制度严格化、规范化，增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实现“一国之家长统治”的朱氏理想社会秩序。
不过明中期后，白银货币化、农产品商品化、国际贸易兴盛等新因素，使土地制度、人身依附关系都产生巨变，朱元璋设计的理想社会秩序，遂难以为继。
朱元璋在刑法上以猛治国，意图用重典求治，在他的继承人那里也不再继续推行。
而朱元璋自以为得计的宗藩制度，在他身后很快遭到完全破坏和全面修正，藩王不再享有护卫，经济待遇，人身自由亦遭遇极大限制。
《宗藩条例》不断修正，明末宗藩几乎可以入仕，洪武分封制已名存实亡。
故而，洪武制度虽然以《祖训》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一元”，但其由于本身多有不合理之处，以及时代推移，洪武制度本身经历了不停的调整和变迁，以至于面目全非、名存实亡。
洪武制度虽属“一元”，却蕴藏着丰富的取向，这是“多元”。从“一元”到“多元”，是洪武制度后续命运的突破口。
对洪武制度、尤其是《皇明祖训》名义和形式上的遵从和维持，保护了它的“一元”地位，维持了它的核心精神和宗旨的延续，绝不能因为“面目全非”和“名存实亡”。
而忽视乃至否认洪武制度对明代制度的奠基性质和深远影响。
朱元璋造了一座大房子，这座大房子的结构、形式已为朱元璋所亲手做好。
后代子孙时常觉得房子在使用过程中，住得并不舒服。
天气、水文、交通等新的因素影响房子的使用效果和居住体验。
此时，他们只能“偷梁换柱”、“曲突徙薪”，重修房屋，以达致合理的境地。
“祖训至上”与“持续调整”。
“一元”与“多元”，构成了洪武制度的主要范式。
其实每一个朝代制度，都是在前朝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的。
前朝政治得失往往会被后世的开国皇帝所总结。
所以，明朝的灭亡不能归结于此。
每一代人有自己那一代人的使命，朱元璋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并且在韦宝看来，完成的算是很不错的。
比如卫所制度，在明朝初年就很合理。
每一个朝代，他们设计相应的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问题。
所以，明朝立国之初，这些都是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而设计出来的。
不能因为后来出现问题就否认当时设计这样的制度不合理，就跟电脑的系统一样，运行长了还要打补丁，不定期地升级，何况一个国家的制度。
就像是一家大企业，这些人既有帝国的产权，又有帝国的经营权，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一个健康的团体，产权所有者只负责选贤任能，订制规则。
具体运营，执行，搞业务，应该是另一批人。
皇帝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两个职位，那么他必须非常勤奋努力刻苦，因为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这就对皇帝个人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然而皇帝个人素质是天生的，遇到几个不管事的，懒的，那帝国就只能走下坡路。
明朝政治弊端可以写成一部很厚的书。
每个大帝国在封建王朝里犯过的各种错误设定，都可以在明朝找到影子。
韦宝要想获得书写这本书的权力，改掉许多屠戮老百姓生命的弊端，就得获取更多更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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