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要接着往外撤兵？多留点人不好么？”沈心在光复会的成员会议上问道。
“太多的兵在城里面未必是好事。”第一旅旅长徐友良解释道。如果部队数量比较大，还集中在一个要点上，这从军事理论角度来说属于非常没效率的做法。从现实的角度，想让那帮造反的家伙们勇敢的蹦出来，适当的示弱也是必须的行动。徐友良引用了《淮南子•兵略训》中的话，“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
讲完了战略上的考量，徐友良做了个总结，“虽然我们并不能以敌人对我们的误解为战略基点，眼下的局面，也只能用点诈术才行。”
沈心自己不是个特别爱发号施令的家伙，更不用说政治部的制度规定也比较严厉。政治委员固然有很多权力，却没有干涉其他专业部门行动的权力。例如这次伏击行动，沈心可以负责召开战前的光复会会员的会议，却不能干涉具体战术制定与执行，在会议之后，沈心还得服从部队的安排。
当然，部队上的同志当然不会故意安排沈心去前线送死，作为专业技术部门，部队的同志当然知道怎么让意外很容易发生在沈心身上，所以他们要做的就是避免意外。不过这种制度模式也让沈心感觉到光复会政治制度上的苦心孤诣，政治权力与专业素养和部门的分离，同时政治权力又与专业部门的结合，至少在沈心看来，他有太多令人信赖的人可以依靠，实在是相当爽的事情。
部队上的同志同样很很开心，很放松。外行不能指挥内行，这绝对是让内行们感到无比轻松的事情。而且沈心虽然问题多，却不会指手画脚，某种意义上，向沈心讲述策划的方案，本身就有整理思路的作用，同时也是个显摆的过程。
城内不到两千人的梧州防御部队又抽调了五百多人顺江而下。对外，此次出动的理由是沿江加强巡逻，防备水贼滋扰。如果从梧州防御部队的角度而言，一千四百名战士只能固守四个重点防御要害，警察局、军营、前梧州知府衙门，码头。兵力已经到了谷底。如果敌人此时不发动进攻，再过几天，他们就没机会了。
作战计划里面把沈心安排在码头上，码头这边一直是固守单位，沈心在里面，大伙也放心。所以沈心问旁边来视察的罗大纲，“就这么点人，咱们能顶住么？”
“沈老弟，我跟韦都督跟的晚，我也是现学现卖。部队平日里接受的训练，其中就包括遭到突然袭击时候的应对。我们虽然知道肯定有人要对我们搞袭击，那就只能在这里等着。作战训练讲的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们现在能依靠的恰恰就是平日里的训练，以及部队的整个组织水平。到了现在，我们就相信部队吧！”罗大纲说道。
沈心有些不置可否的微皱眉头的时候，罗大纲又说道：“要是沈老弟还是担心的话，反正你也在码头了，干脆上船去视察江上的情况吧！”
“罗大哥，我可不会临阵脱逃的。让我离开梧州的话，以后谁都别说！”沈心立刻非常认真的说道。
罗大纲交代着，“好吧，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码头这边，码头上虽然看着危险，但是我们的部队是始终警戒，可以在最短事件里面做出反应。倒是其他地方，只怕是那帮造反家伙们重点进攻对象，我们在城内兵力空虚，没办法保证不出事。你自己也做好战斗准备！”
这种内部的高级战备状况从10月5日开始实施，部队只有一部分中层军官得到了或许后面会有战斗的消息，基层只是接到命令，由于梧州城内部队数量比较少，所以部队要提高战备状态，防止被人占便宜。
包括警察部队也接到了命令，此时城内部队数量少，警察部门要注意些，暂时不要强硬的与民团发生冲突，等到大部队回到梧州城的时候，那时候就和民团算笔总账。
韦泽所在的21世纪，中国的警察与公安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就是警察系统的指挥层级大量压缩，地方上的派出所拥有的功能提升，不少大队和分局被取消。韦泽受这种影响，在建立警察系统的时候，就很注重基层单位的实权。地方分局以打击犯罪，维持秩序，特别是负责政策宣传工作。包括行路靠右走，交通指挥，这些一直困扰城市的问题在出现警察之后很快就得到了好转。
同样，通过建立警察体系，韦泽也合情合理的征召了一批当地人。有当地人在很短时间内就加入韦泽的体制，梧州地方上的百姓观感也相当不同。
当然，警察部队里面大部分成员都是梧州当地人，在面对民团的斗争里头，警察系统被视为“不可靠因素”，天知道这帮人会被当地人渗透成什么模样。好在最初的时候，这批人都没有被发给警棍之外的武器，武装警察完全由部队军人专业组成。他们即便是加入敌人一方，也不会给部队造成什么影响。
到了10月7日，出现了一批投奔者。无论是警察系统还是艇军里面，都有人跑来向光复军告密，说在这几天，民团与艇军都会发动对梧州光复军的进攻。光复军仔细审问这些投奔者，他们都只说“这几天”，具体是哪一天，没人能够说的清楚。不过大部分人都说在10月10日以后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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