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纪律”“理想”，韦泽认为这三个问题可能三四天就能搞定，结果一个礼拜过去之后光复党全国代表里面仍然有人没有闹明白。这些没闹明白的基本都是对“处罚”的认知不清楚，或者说这些人把权力与处罚混为一谈。
权力就是我说了算。被处罚等于是被抓住。这个到了21世纪也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韦泽发现在19世纪也是大问题。而且不少人如果坚持朴素的“我是在给都督卖命”的理念，好多东西他们也干的不错。但是这帮人明显缺乏现代国家意识，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权力与义务，更无法理解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的理念。
面对这样棘手的难题，韦泽也只能承认现有的国家理念并没有被大家完全理解。那接下来能做的只剩了一件事，那就是把能够胜任的同志派出去工作，不能胜任的留在党校干校里头培训。
这场整个解放区之内的人员调动从1864年初开始，一直折腾到1864年7月才结束。各个省的党委书记拉了一次大调动，凡是理念不清，职责不明的，统统调到中央党校学习。
而各省、府、县的党委书记们到了地方上之后，都要开战大规模的学习工作。韦泽下令，如果有人不能接受遵纪守法的理念，那就可以从光复党内清退。如果本人认为不能接受组织纪律的管束，可以提前退休。
从各地的汇报来看，见到光复党中央要来真格的，清党、劝退，整个风气倒是焕然一新了。现在距离天下统一还早的很，如果现在退出光复党，不仅个人前程全没了，那些还有可能增加的退休金同样泡汤。到了牵扯自身利益的时候，大家的选择倒是空前的一致。那就是“坚持下去”。
当然，这也不是想坚持就能坚持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一开，各地出现的党员干部腐化堕落问题被揭发出很多，不少干部幡然落马。而光复党的这帮党员们看到自己战友们倒霉，就拿了旧时代的地主、士绅、读书人撒气。在光复党以及政府内部，对这些人出现了一次大清退。出身不好的成员全面被波及，至少在韦泽看来，新政府与旧时代之间的确有彻底决裂的迹象。
当然，党内早期干部里面也不乏“出身不好”的人员，这帮人对此是多有批评反对的。不过韦泽对此倒是没有太大的不爽。这不是新中国时期面对外部巨大的压力，所有能干的人都要想方设法的拉拢到旗下。现在旧时代的人员里面有留学生么？没有！旧时代的人员里面有新思想么？没有！旧时代的人员愿意与光复军一起解放全中国么？没有！既然他们没有主动与旧时代一刀两断，韦泽也实在是看不出非得把这帮人拉进新时代的必要。
所谓不平则鸣，整个1864年，无论是两湖与淮南等地的地主，或者是一部分因为遭到光复党排斥，所以愤而“投奔朝廷”的文人，他们给满清带去了“韦狗倒行逆施，百姓流离颠沛，期盼王师恢复国土”的消息。
理应高兴的满清朝廷却没有任何因此而高兴的迹象。
拜曾国藩所赐，前往北方“投奔朝廷”的人中间没有江西人。太平军与曾国藩在江西的拉锯战中，曾国藩的湘军动辄抢掠，肆意“驱使百姓为前导”实施攻城。江西人口本来就不多，被湘军屠戮了几百万人之后，土改没遇到什么问题。江西老表们觉得宁肯接受土改，都不会去投奔曾国藩归属的满清朝廷。
当然，满清朝廷的不高兴并不是因为江西对朝廷离心离德。更不是光复军此时有北上的消息。光复军此时根本没有北上的计划。除了内部的整顿之外，光复军的主要力量都在南下。
1863年与法国人达成了协议之后，光复军在东南亚没有了名面上的敌人。不担心战争的光复军派遣了一支舰队南下罗婆罗洲。这支舰队全部人员高达四千余人。这支军队乘坐着吨位超过5000吨的蒸汽风帆动力船只在婆罗洲登陆之后，整个兰芳共和国的人都震动了。
荷兰人一直对占据了整个婆罗洲的兰芳共和国虎视眈眈，为了自保，兰芳共和国曾经表示要投效满清政府。第一次与第三次大烟战争打完之后，满清彻底给洋人跪了，法国人也猛烈入侵越南。荷兰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光复军展现出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正是兰芳共和国所需要的，他们很快就与中华民朝达成了一致，兰芳共和国改为兰芳省，正式成为了中华民朝的一部分。
原本在这里的中国人多以淘金等行业为业，成为了中国一部分之后，新政府替兰芳这边进行了规划。热带地区降水量极大，土地贫瘠，偌大一个兰芳省全部人口也不到百万。既然这里土地不值钱，所以土改根本就没有阻力。兰芳省优先发展橡胶园、棕榈园、香料为核心的经济作物，包括粮食，工业品等产品，则由大陆这边向兰芳输出。
1864年8月，一支从福建出发，跨海进攻台湾。到了10月，满清在台湾的官府正式投降。
新政府在海上的全面扩张直接导致了大量预算都被投入了与海运有关的行业，加上内部的整顿，所以对北方的进攻已经全面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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