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平和韦秀山都以工作为由选择脱离韦泽的视察队伍，韦泽不觉得有啥奇怪的。两人看来好像都明白了些什么，虽然这种顿悟一般带来的都是不怎么美好的结局，韦泽还是同意两位都回去处理工作。
没有两位大头头出现，山西当地官员表现的更加活跃。此次视察山西的时候韦泽发现山西的局面其实比他想象的要好不少，当地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远比想象的少。地方官员的解释是，“他们很多往大同以北和东北方向去了。”
虽然山西号称保守，人民却一点都不是站桩型的存在。以往有走西口，现在走西口的局面更甚于历史。山西、陕西都往蒙古方向去，与陕西一比，山西还有去东北的选择。这些年东北的农业搞的真心不错。东北以及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国家规划的新型农业模式下，一户能分200亩地。种地和畜牧都能让山西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些有闯劲的年轻人一窝蜂的离开山地纵横的山西直奔广阔的世界。特别是农村青年，有人带头，他们自然愿意到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去谋生。
人地矛盾解决之后，以中国农民的勤劳，生活水平大大提升几乎是一定的。所以韦泽想象中的贫瘠山西根本没出现，这不得不让韦泽有些自我反省。在韦泽的想象中，中国的问题很难解决。没想到韦泽太小看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只要国家能够提供广阔的土地上，只要国家坚持土地国有化制度，人民的自发性远比韦泽想象的更强。
此次出行前，韦泽还听福建省委书记讲述了福建最近城市人口暴增，房产买卖一片红火的消息。现在的福建省长是以前的外交部长左志丹，所以左志丹还肯和韦泽说说实话。
1868年开始，以中国干掉西班牙，收复吕宋为标志，大批福建人离开贫瘠的故土前往南海开拓。二十年过去了，那批人都挣了不少钱。当年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是四十岁的人口都觉得想回家。于是掀起了一场返回福建老家的热潮。
在吕宋等地生产生活二十年，这些人再也受不了在贫瘠山区故乡居住。于是这些人短暂返乡之后，就跑到福建各个飞速扩张的城市买房，当起了城里人。如此多的钱进入了房市，引爆了福建城市的疯狂扩张。城市建设本身就能拉动经济暴涨，福建突然发现以前靠国家财政拨出才能勉强进行的城市扩张突然成了赚钱的大买卖。
不仅是福建，广东，广西等最初前往南海的大省都出现了类似的局面。带着大量钱财返乡的人口都向生活更方便的城市聚集，他们自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再也不用土里刨食，而是踩在他们的肩头向社会更高阶层迈进。南方各省本以为这会导致城市人口暴增，失业暴增。没想到城市扩建本身就创造更多就业，工地上需要人，水电的设计，医院、学校、邮政、零售，这些部门对那些上过学的娃敞开了怀抱，这些更需要受教育人口“技术部门”吸纳大量劳动力。即便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人口也能加入体力劳动大军，引发了大量农村人口跑到城市就业。
各个路口的交通警察少了，那些带着黄色的帽子，穿着政府提供的条纹马甲的老年人负责维护交通。一个班三四个小时，政府机构向这些老年人口支付除了购买足够本人的粮食之外还能有些剩余的报酬。在街头有这些人口，在小区里面也雇佣本小区的老年人负打扫卫生，修剪绿化植物。不管是生产部门或者是服务部门，城市突然就充满了劳动者。
既然人民除了懒蛋之外都不至于陷入饥饿，市面自然就兴旺。市面兴旺，经济就活跃。南方各省都开始认真研究“钱到底发到谁手里”的制度性问题。讨论结果当然喜人，只要钱真的能够通过支付劳动报酬的方式落入基层劳动人民手中，收入本就不高的人民还是会把钱用在基本生活消费上。基本的生活消费稳住之后，大家都有饭吃，都有钱挣。
而这些理念是都督几十年如一日的向光复党灌输的理念之一，所以韦泽都督的地位也随着政策的巨大成功而水涨船高。虽然韦泽觉得这帮家伙一定会因为别出心裁而搞出幺蛾子的问题，但是他也只能等问题出来再说。一个结构相对简单的社会是比较容易预估的，而工业发达的国家其实很难预测。这种阶段能依靠的就不是某些“有远见个人”的神预测，而是要靠坚持科学的理论来对发生的问题进行解决。有句笑话说的很好，“我给你说个笑话，经济学是门科学”。
山西缺乏工业，所以看不到南方各省那种现代工业社会的模样。不过以农业模式来看，山西也真的进入了全新的时代。在没土地匮乏问题的情况下比拼起农业，韦泽从来对中国充满信心。
视察一圈之后，韦泽对山西局面很是乐观。不管韦秀山怎么看司马平，司马平执行政策还算认真。各个村子都有学校，男娃女娃都在上学。家家户户都能看到与文字有关的东西，书本自然不缺。门上的春联，墙上的地图和日历。特别是家里人把孩子们的各种奖状庄重的贴在墙上，那种位置甚至仅次于祖宗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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