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宫紫宸殿的东暖阁内, 也正在进行关于疫情的奏报。
圣人穿着赭黄云龙袍, 系绛色金玉革带，头上戴垂脚幞头, 盘膝坐在宽大的雕漆金龙榻上。榻上置了一张紫檀栅足案，他双肘落在案上看一本朱红皮儿的奏章，白如冠玉的脸庞表情严肃, 两撇漆黑飞扬的胡须沉凝不动, 显得不怒而威。
跽坐在下方奏事的是一紫服、二朱服官员。
紫服官员年约六旬，方脸膛，颧骨高耸, 眉直浓黑如一道泼墨的“一”, 颌下短髯也是根根细硬, 一副正义凛然的面相，这位就是靖安司的主官, 靖安将军孟可义。
两位朱服官员是靖安司的副主官, 左边是内安署中郎将侯敏中，今年五十一, 坐在魁伟的上司旁边显得很矮，却不是矮胖, 而是精瘦，三角眉下一双狭长的眸子，精光内敛；右边是外安署中郎将潘载庸, 年纪也是五十一二, 一张圆脸, 嘴唇有些厚，面相有些拙，不熟悉他的人便觉得这位人如其名，是个憨厚平庸的——很多这么想的人都被坑在了深坑里爬不起来。
内安署全称是“帝国对内安全保防侦事署”，与外安署只差一个字。两署的职责一内一外，内安署职司国内安全，包括国内反间情报搜集，对谍作活动的侦查缉捕，京城及地方情报搜集，对地方官员的监察等等，长官中郎将正四品，只是中阶官员，职权却很重，是皇帝在朝廷内外的耳目——地方上的大事还没奏报到政事堂，内安署的情报就已呈到了皇帝的御案上。
今年正月起，内安署呈上的疫报就不止一份。
先是东海都护府的唐州、吕州、琉州，跟着是岭南东道的广州、福建道的泉州，都有霍乱疫病发生。
这些疫报都是在扬州之前发生，但疫情远不及扬州，基本上只是发现了十几例就被当地官府严格隔离、控制起来。在地方奏报上来后，朝廷便只下令严密隔离病患，由本州医官局会同当地医家治理疫病，并没有派遣太医下去。因为在太医署编制的《疫病防治大全》中，这种吐泻霍乱并不难治，而且传染性小，不是那种令人色变的剧烈瘟疫，是每年都有的时病，不治而死者很少，朝廷便只当成普通的疫症处理。
而在内安署这些疫报之前，外安署就先得了南方局天竺馆的一份疫报呈文。南方局职司大唐南面的国外情报汇总，其中天竺馆是职司天竺大陆的情报，靖安司士多是以商人、游历文士、武者，或游方僧道的身份在天竺大陆上活动，呈报说：时值婆罗门教延续四十二天的大壶节，朝圣地又流行了霍乱，死逾千人。
这份疫报并没有让靖安司惊诧。
因为天竺人每隔三年都会轮流在恒河岸的两个圣城举行朝圣沐浴，人潮涌涌，排泄没有规划，脏水横流，粪便遍布，很容易发生疫病，而霍乱就是每次大壶节都会发生，少则死亡百人，多达上千人。
但这两个朝圣地处于天竺北部和西北部，离大唐近的北部圣城阿巴德距离云滇道还有三千多里，朝圣疫病对云滇道威胁不大。所以，天竺馆年初上报的朝圣时疫，朝廷也如往年般，按常例处理，谕令云滇道对西部边境实施入境查疫令，凡是被医官诊断为疑似带疫的，必须隔离至少半个月，确定无疫症后才允许入境。此外，便没有引起朝廷的其他关注。
但从扬州疫病爆发并迅速蔓延后，被朝官们讽为“有着狗鼻子一样嗅觉”的靖安司便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职司情报的官员都秉持着“怀疑一切”的特质，以及“世上绝大多数巧合都必然有着关联”的思维，让他们能将时空隔得极远的人和事，也能分析出纵横联系来——这一分析，就分析出了不得了的事！
而在之后的十日内，南方局潜伏在南方各国的靖安司士又陆续上报了暹罗国、细兰国、三佛齐国发生霍乱的情报，靖安司发现，这又是同样的症状，而且发生疫情的地方都是海港城市。
这无疑证实了靖安司的推测。
便有了今日的禀事。
圣人一边阅览着奏章里的详细分析，一边听着侯敏中的择要禀报。
“……按太医署编撰的《疫病防治大全》中的霍乱症状，其吐泻物皆是清而不浊。而此次霍乱的症状，包括天竺、暹罗、细兰、三佛齐，及本国疫发之地，其吐泻物多是米泔水样，偶为黄水样或血水样，清而不浊者也有，但不占多数——臣等据此推测，这应该是同类疫病。而出现这种新的症状，或许是霍乱的起病原因不同，也或许是另一种新的、传染性更强的疫病。
“……臣等推测，本国及南洋诸国的‘霍乱疫病’应该都是起自于天竺的朝圣时疫，随着信徒回城而传染。但扬州不是海港城市，霍乱却是首先爆发猛烈的，染疫者又这么多，臣等推测，很可能是与这种疫病传染的方式有关。……”
圣人目光微沉，回思扬州医官局的呈报：霍乱疫病起于内城积善坊马家的寿宴。
扬州巨富马天禄为其母作七十大寿，不仅在家宅里设寿宴，还在曲巷内大摆流水席，不止积善坊内，邻近的那些坊，听说的贫户百姓都蜂拥而至，三天流水席从早到晚，满满当当的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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