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土豪，分田地，镇（蟹）压残余的地主还乡团——实际上这四地的地主还乡团势力早在过红军过来时就吓得躲进城内了。当地的农民分到田地后很快就站到了红军这一边，然后就是照例不变的建立民兵组织、赤卫队，进行根据地建设。一年下来，四个城市周边被红军经营得象铁桶一般。
林汉在苏区之行时曾经说过，中国的城市和沙俄的城市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还是一个农业国的中国，大多数城市都是消费型的而不是生产型的。福建的这四地，除了福州还留有一点满清时的小工业残余外，余下的都是需要外部农村支持的消费型城市。在周边的农村几乎全被红军占领之后，困守四地的十九路军的日子就变得极为难过，因为他们维持城市运转需要的粮食果菜都需要周边的农村供应，而农村已是红军的天下。
在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上半年期间，十九路军不是没想过挣扎，也多次组织军队出城，象后世的日本鬼子般想“下乡抢粮”，结果却被早有准备的红军打了回去，损失惨重却一无所获。
这四座城市都靠近海边，靠着海运还能从外部输入物资。于是在“美国”商人的“好心”帮助下，林汉在上海开设的几家皮包公司，拿着用自己印制的外汇在各地扫货购买到的粮食药材等物资，然后通过海轮运到四地销售，维持城市的运作。而从上海开出的十条货轮，只有四条船进了这四地，其余的全驶向东山港，和十九路军做生意成了极好的掩护。
由于红军有意困而不打，又担心十九路军撑不下去投降或弃城而走，所以一直有意地不攻击四地的海上运输线——实际上往这四地运物资的轮船上很多成员都是地下党。
这一年来，被困在四地的十九路军过得极其苦逼。四个城市本身没有多少税收，紧贴的周边农田勉强还能榨点汁水，稍远一点就全是红军控制区，几乎拿不到收益。外来的物资输入渠道虽然一直通畅没有被切断，可是全部都要使用真金白银去购买——其实围困四地的红军也没有切断对这四座城市的物资供应，反而大开生意之门。只要守军能掏出真金白银硬通货出来，粮食，蔬菜，药品，甚至是上海那儿出产的奢侈品，全都不设上限的无限量供应。一年的生意做下来，愣是把困守四座城市，坐吃山空十九路军口袋里的家底榨得干干净净。至于下层的官兵为了过得更好，偷偷地拿枪械和子弹与红军换补给的事就更是多得数不清了。
守城同样也怕闷守，为了筹集向红军和“洋船”买补给的银饷，困守一座座孤城的十九路军在城内也是刮地三尺，刮得城内的商家大户叫苦连天。最严重的时候，四座城市里的大户哭着往城外跑主动向红军表忠心，愿意当“带路党”。只是红军本着“困而不攻”的原则，夺取周边后就是不肯轻易攻击四城。
困守四地时，十九路军也不是没有得到外来的援助，和福建一海之隔的日本人，对福建的战事就十分地关注。他们通过海路从台湾调拔了一批武器增援十九路军，甚至还打算派出干涉军进行干涉。但是在这一点上，十九路军的高层守住了底线，他们一手拿过日本人送来的枪械弹药，别一边却拒绝了日本人的“好意”。英美两国也对日本人插手长江以南十分的警惕，严词反对。
此时的日本还在消化从东北抢得的地盘，在英美的压力下，即使有这个想法也只能憋在心里。日本人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一些旧军舰布置在台湾海峡靠近福建一侧只待红军进攻沿海四地就以“护侨”的名义进行武装干涉，但日本人等了一年，红军兵临城下一年，愣是没主动对四城开一枪一炮过。
漳州战役结束后，被困了近一年后，十九路军的上层蒋光鼐、蔡廷锴上层也看明白了红军的战略想法，却毫无办法。他私下联系红军，想要以主动放弃城市为代价让红军放他的部队一条生路，却被红军一口拒绝。深知中国军阀脾性的李润石反过来向蒋光鼎提出了一个建议：解散福建人民政府，把城市和部队“卖”给南京国民政府。
作为交换条件，红军用林汉提供的二十万美元买下了他手中部队的大部分装备，其中也包括了日本人支援的十九路军的枪械弹药——不过这笔钱这回倒全是真钞，主要是林汉为求稳妥，不想在这地方暴露了伪（蟹）钞的来路。尽管林汉对自己印制的伪（蟹）钞很有信心，但小心驶得万年船，在这种容易暴露假（蟹）钞来路的地方还是小心为妙。
蒋光鼎等人长考之后同意了这个建议，六月份他开始联系南京的宋子文商讨“归建”的事谊，在从宋子文那儿又敲收了一笔钱后，将地盘连同部队一起卖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使用银弹收买对手，这在宋委员长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的事了。
七月份，南京国民政府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海运派出四个师进驻四地，接收了十九路军的地盘。而蒋光鼎等人随后宣布下野离开福建前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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