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天皇一家被林汉灭门，日本国内倒也不缺“天皇继承人”，但最大的问题却是，推谁上台好？日本的国内也不是铁板一块，同样矛盾重重，海军和陆军的矛盾，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一直都纠缠着日本。
从前天皇在时，有这个裁仲者在时，双方勉强还能维持表面上的相安无事，现在天皇一去，捧什么样的人登上天皇的位置，就成日本国内各派争夺的大问题。在这关键的时候，原本要被派往上海的“中国派遣军”，也就因为上层的权力斗争，被半途扣了下来以用于国内的争权夺利，短时间内本土不大可能派出军队。至于台湾驻军方面，由于先前任务分配有异，原计划是和上海方面同时行动。当时台湾的驻军和舰队目光都盯着一海之隔的福建，到现在还没有想到要赶到上海。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天皇的遇刺，造成了日本海军方面的协调混乱，因为上层的心思现在全放在国内争权夺利上了。
天皇全家暴亡对日本政治结构造成的冲击和破坏，现在才刚刚开始，在其选出新的天皇，重新稳定下来之前，日本内部先会有一场很精彩龙争虎斗式的内乱，只是这种内乱最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林汉自己也无法确定。
日本人因为天皇遇刺而内部混乱不堪，在这要命的关键时刻，南方的红军已兵临上海城下。当地心怀不轨的日本人在得不到本土有力支援的情况下，现在只能靠在内部挖潜自救以拖延时间。
不过这两年，日本人虽然无法公开增加驻上海的殖民军人数，但背地里小动作却不断。其位于四川北路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是日本驻上海租部队的总部。这里用防炮钢板进行加固，使之成为一座非常坚固的作战堡垒。
除此之外，在公共租界东区与越界筑路的虹口，从汇山码头往东，直到虬江码头的沿江地带，日本军方都建有碉堡式的房屋。在杨树浦、江湾等地。日本人的学校、工厂中到处设有堡垒化的军事据点，在坚固的水泥屋顶上，随时可以架设大炮与机关枪。而这些军械在平时就藏于地下室内。简单地说，日本人将日租界这儿要塞化了。
在二战时，打这种要塞化的城市，无论哪个国家都是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关于这种情况，林汉早有准备。而身为德国舰魂存在的汉娜，对二战时发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的绞肉战争同样印象深刻，她知道这种地方的战斗需要什么样的武器。在林汉的要求下，德国方面根据一战凡尔登战役的经验，加上汉娜提供的二战列宁格勒、斯大宁格勒两战的经验教训，专门研制了一批用于巷战的重武器送进苏区，现在这批装备都在运往上海的路上。
而红军上层，经林汉的提醒，也对发动上海战役拥有足够深刻的心理准备。南方红军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两年和炮党的战争实在过于地“顺利”，部队缺少打硬仗和打狠仗的经验。
“顺风仗打得太多，也不是一种好事。”
李润石和红军上层的军官非常明白这一点。在刚刚过去的冬季里，红军一边扩军一边继续进行着大练兵，不光是在战斗技能方面练兵，中下层军官的思想，也进行了一番的“整风”教育。六月的战争开始之前，红军内部已通过思想“整风”，告诉每一个中下层军官乃至普通士兵，在1935年的战争中，红军最大的敌人，已经不是南京国民政府这条烂死蛇，而是比他凶残百倍的帝国主义干涉军。
1935年在开战前，红军上下已经做好了打“外战”的心理准备。
为了红军在未来的战斗中能更顺利地拿下租界，从前李华梅在这里时已收集了当地大量的情报资料，绘制的地图甚至详细到每一间屋子的地步。林汉身着在日本常见的浪人服，在日本人租界区转了转，确定这里的布局和从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间受到了两次盘查，不过当林汉开口，满嘴的京都口音的日语的掩护下，很轻易就过关了。
日租界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英租界的情况稍好些，英国人只是在租界入口处加上了一道路障，马路上多了一些背枪的印度阿三，过度自信的英国人到现在还认为红军没有胆对英国租界动手，这里仅仅只是街上的警卫比从前多了。
英国人把阻止红军占领上海的希望，大半放在了外交谈判和对红军的军事恐吓上。林汉可以想象出，现在英国人在汉口代办处的英方代表，一定踩破了红军位于武汉总部的门槛，各种“老牌帝国主义式的恐吓”肯定是少不了的。不过通过林汉了解到大英帝国虚弱的红军上层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
在上海，另一家处于如临大敌状态的，是当地著名的万国商团这一武装势力，其总兵力在二千人左右。
万国商团是1853年英美等国以保护侨民为名组织了上海义勇队，后称万国商团，成为租界当局的一支准军事化武装，担当了维护租界当局统治的角色。随后历年扩军，其最高指挥机构为总司令部，设总司令一名，副总司令若干名，下有骑兵队、野炮队、轻炮队、工程队、铁甲车队、步兵队等。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编制达到1500多人，已经成为一支正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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