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登陆地点，是上海浦东地区的南部。
这里的西面与上海的徐汇区、黄浦区、虹口区、杨浦区、宝山区五区隔黄浦江相望，北面与崇明岛隔长江相望。
从七月三十一日抢滩登陆开始，到八月一日凌晨，一夜之间，日本人通过冒险行动，先后将四千人的部队送上岸，其间遭遇红军的夜间轰炸和冷枪冷炮以及地雷的袭击，前后损失了四百多人。
1935年的浦东地区，完全是一片落后农村。与一江之隔的租界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蚊虫和蚂蟥，湿地，水墉，烂水田，就是浦东地区的乡间特色。当日本登陆军离开海岸线一公里，开始深入内陆时，立刻就感受到了南方中国和东北平原干燥土地的不同之处。浦东地区的路，全是人类用脚踩出来的泥土路，昨天的大雨过后，一脚踩下，运气不佳时，甚至整个小腿都会深陷其中。
登陆浦东的日本侵略军，凑成了一个步兵联队的编制。他们随身携带的重武器，只是几门九二式轻步兵炮，至于坦克什么的，在取得一个可以卸载重型装备的码头前，这是想都别想的事。1935年的日本，并没有开发出专门的登陆舰，他们想在上海地区有所作为，脑子正常点的人，都不会指望靠这点部队去和红军重点防护的码头地区的守军血拼。
但是，甲午战争时的轻易获胜，东北事变时东北军比猪还要无能的丢脸表现，由此产生的思维惯性，让日本陆军从上到下都对中国轻视到了极点，始终不肯从过度的心理优越感中清醒过来。
我们只有四千人算什么？
东北事变时，关东军只出动了一万多人的军队，就将二十几万东北军象赶羊一般赶出了东北。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每一个人都是可以以一当百地击倒百倍的支那人。
登陆部队的指挥山田仁和大佐的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他手下那些军国主义思想洗脑的日本士兵同样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在轻松地抢滩成功后十二小时的经历，就让山田仁和大佐开始意识到了对手的与众不同。
红军事前埋在通往滨海镇路上的地雷，先后炸伤炸残了二十余位日本兵，这一结果导致日本人后来的前进速度大大减慢。一路上他的先头部队总是不停地触雷，逼得日本人不得不避开大道，专走没人走过的小道。四点登陆，到了傍晚七点才到达滨海镇。
红军使用的地雷十分地缺德，装药都是有意地减弱，务求将人炸残而不是炸死。在通往滨海镇的路上，山田仁和大佐永久性地损失了二十一个步兵，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排雷的工兵。他们的伤势全都相似：全部伤在脚掌部分，有的士兵失去了半个脚掌，有的被炸飞了几个脚趾头，有的被炸掉了脚后跟。伤势全部不致命，却足以让那些伤兵永久性地伤残退役。
满怀建功立业信心的山田仁和大佐，在遭遇了这种“缺德到冒泡”的地雷袭击，已隐隐地意识到，他所遭遇的将是一支和中国所有军阀部队都不相同的军队。
有了前面的教训，在进入滨海镇前，他的部队行进的速度变得十分地小心翼翼。很快搜索前进的步兵发现了少量埋好的地雷。工兵起出来后，他们郁闷地发现，这些地雷都是金属探测器难以发觉的陶制地雷和石雷，而且装药出奇地少。
在这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里，日本陆军也不是什么准备工作都没有作。东京那边就收拢了大量从上海逃出来的前炮党军官。询问过他们和红军的做战经历，借此了解红军的战术手段。而过去日本军事顾问长期在中国给予南京政府进行过军事指导，那些军官对红军的战斗力有相当的了解。遗憾的是，这些军官由于多是统制派的官员，他们在了解到红军战斗力后，都理性地反对在这个时候对南中国用兵——有趣的是，这些理性派们在1935年六月的大骤变前，却是最激进的全面侵华派。
当时他们的看法是，如果大日本帝国不能在红军彻底击败南京政府前就全面入侵中国，那就将会失去最后的侵华的机会。因为一旦红军取得了南京政府的地盘后，实力将再度有一个质的飞跃，那时的他们就不是现在的这种“小打小闹”所能对付得了的。
六月攻势后，南京国民政府在不到二十天内就彻底完蛋，中国形势剧烈变化的速度之大，完全超出了所有日本军官的想象之外（其实也超出红军领导自己的预测）。
日本军部中极少数真正了解红军战力，并能视为平等对手重视的理性派，其实在心里已经隐隐地意识到，妄想蚕食或鲸吞中国的时机就已经失去了。
然而这个时代的日本国内，鼓吹侵华是绝对政治正确的事情，一切反对者都会被认为是国贼而被天诛。而东北事变后，在那些激进的少壮派军官眼中，甚至连“蚕食”这种相对稳妥的“理性”的作法，都被认为是无法接受的懦夫行为。于是，日本军部中这些真正了解红军战力的理性者，他们的反对意见根本连个泡都无法冒起来。而他们对红军战力的高评价，同样也没有得到军部太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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