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数日后，裴熊快马驰往晋阳，去见裴该。
他此前受命北上草原，拜访贺兰部大人蔼头，索取郁律二子，蔼头在经过反复考量后，最终把翳槐交给了裴熊，而将郁律另一子什翼犍交给了拓跋头遣来的使者——俩鸡蛋分开，各放一篮。于是裴熊护持翳槐南归长安，由裴嶷安排人抚养，他随即怀揣一厚摞的书信、公文，疾往晋阳，再去护持裴该。
裴熊出身段氏鲜卑，比起中原士人来，更看重主从之情，将自身等若裴氏家奴——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君即主，而臣即奴，君臣双方的人格是绝对不可能平等的。是以裴该何在，裴熊自然何在，虽曾一度受命出使远方，但等差事交卸后，他却雅不愿久居长安，而空候其主裴该归来。
其实千年之前，中国人原亦如此，“臣”字的本意就是男奴。其后经过周礼的洗涤，进而儒家的教诲，士人逐渐将自身人格逐渐与人君扯平。是故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不可能把自身生死荣辱，唯系之于一人；孟子也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既重于君，则非君之所可妄决其生死，况乎于我呢？
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不过是明清两代皇权高涨后，重又沉渣泛起罢了。况且清朝制度，本来就保留了相当多原始的部族制残余；即便明朝，上起朱氏，下至士人，也一度深受蒙元影响……
拉回来说，裴熊不肯在长安城内久留，执意北上，要跟随在裴该身边，于是裴嶷、陶侃等便趁机将相关公文托他带去，此外自荀崧父女以下，亲戚、友朋，也有不少书信，同样尽数交到了裴熊的手中。
裴熊既至晋阳，觐见裴该，奉上公文和书信。裴该命他下去好生歇息，随即花了一整晚的时间，处理相关事务。对于大军东出，增援祖逖之事，枢部尚在谋划，唯于并州局势，陶侃、裴嶷都有些个人的见解，遂落之于文字，备悉上呈裴该阅览。
陶侃认为，原本计划于太原暂取守势，以防羯赵大军卷土重来，然而如今赵军主力南下兖州，直取洛阳，则对于我北线的压力，自然就减轻了。在此种局面下，他建议裴该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可以稍稍东出，一方面牵制乐平、上党的羯军，不使增援河上，另方面也施加压力，使得前线的石勒难以安心与祖逖决战。
晋人收复太原、西河两郡，以及部分新兴郡，也已经一个多月时间了，大批牛羊、粮秣自平阳乃至河东络绎输至，基本上算是把局面给稳定了下来。距离汾水河谷较远的县乡，仍有盗贼——部分是战败的赵兵，部分是饥饿的百姓——啸聚，却已不为大患。而且裴该一方面以粮食为饵，树旗招兵，以期将境内青壮尽数掌控在手，不使生变，另方面对那些失去生产工具的贫农，依照旧法进行民屯，也使得谷不滥赈，而民多能得食。
计点收降的各城戍兵，以及新招之卒——当然啦，多数只能算作是辅兵，除日常训练外，多发去修补城防，建造工事——已有二三万之数，而刘央、北宫纯等部正兵，也在两万左右。在这种状况下，除非赵军自冀、幽增援上党，大举来攻，否则太原、西河一带的防御，基本上还算是稳固的。
而至于东迫赵境，似乎力有未逮，却也不防稍稍尝试一下。裴该计划使北宫纯、陈安等率精骑两到三千，自阳曲东出，逾寿阳山而进扰乐平郡北部——彼处虽多山地，但势不甚险，且山间多有小块平原，可资骑兵纵横。此外，是否还可以考虑以财帛贿赂雁门郡内的拓跋别部，使其出兵相助呢？
裴该就此事和续咸、裴开等人商议良久，最终决定——游牧民族是惯会抢掠的，一旦召之南下，很可能避过羯兵，却专杀赵人，须知羯之所谓“赵人”，也就是往日的晋人啊！所以还是算了吧，不如只赍财货去，与彼等互市，换取牛羊、良马、皮毛等物为好。
此外，裴嶷在来书中还建议，既云石勒发倾国之兵南下，则幽州必然空虚，明公不妨行文辽西的刘司空和慕容部，命其西向，攻伐幽州，以抄羯贼之后。裴该面对这一献言，不禁踌躇……
倘若刘琨与慕容氏合兵，真能趁机夺占幽州，或者哪怕只是收复部分郡县，都必将给羯赵政权造成强大打击，给前线的羯兵以沉重的心理压力，这确实是一条良策。但问题是，行台所辖，并不包括幽、平二州，而他裴大司马固然名义上总天下之兵权，实际于中军就不可能直接下令调动，况乎于刘琨所部呢？
刘越石久在并州，复遁向幽州，与朝廷疏隔已久，其麾下兵马的独立倾向必然严重。而且刘琨之为晋朝重臣，尚在祖逖之前，论资历，裴该本人是远远及不上的，即便名声，自己也是在最近几年才得以飞速超迈之。他既与祖逖为友，对于刘琨的性情也有一定了解，此公心高气傲，虽然屡屡受挫，未必便能改其夙志，倘若自己直接下令，反倒容易引发对方的不满吧。
既然不满，乃可以路途悬远，情势不宜为辞，拒不受命。而即便刘琨奉命西进，他心里既存了疙瘩，还能够实心任事，一往无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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