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前任四川总督赵尔丰是个能力上佳的封疆大吏，督管川边事务多年，从未轻易让英人分裂西藏的阴谋得逞，更是数十次避退了来自西藏本地分裂势力的进攻。在清廷愚蠢的宣布‘铁路国有’之前，他在四川的名声非常不错。可惜在立宪派发动群众请愿的时候，最终他没能顶住来自朝廷的压力，命令武力驱散群众请愿，却不想酿成了一桩数十人死伤的惨剧，结果害他在四川经营多年的威望，一日之间荡然无存。蒲、赵订立《四川.独立条约》之后。人们预计“不出十日，芙蓉城上将白旗飞矣”。然而，12月5日起，经某些人之手传出了蒲赵订约，狼狈为奸的消息。成都人民愤慨至极，酝酿再起革命。但当时成都的同盟会员都到专县发动起义去了，人数很少，势微力弱，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制止蒲赵的勾结。
当时的重庆已是李汉派遣入川的鄂军势力活动的中心，川东军政府之武力也远在大汉四川军政府之上。这时候川北地区李秀昂也自立川北军政府，任了川北镇守使之位。川东、川北两大势力严厉谴责立宪派人士勾结赵尔丰，出卖革命的行径，拒绝承认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地位。省内同盟会党人也趁机闹事，称：蒲罗根本不能代表全川人民，赵尔丰又乃“亡国大夫”，他们无权签订任何条约。同盟会党人愿意“与七千万同胞起而共击之”。
赵尔丰宣布“独立”不甘愿，这一点是没错。不过面对着局势的不利，加上天下革命局势风起云涌，手上兵力又大都留在川边地区警惕西藏的赵尔丰自从宣布将四川权力移交给了大汉四川军政府之后，就老实的在家养病，虽然偶尔接见几位早年的老部下，却很少再提及反复之时，因此这股宣传其实不过有人之人妄图争夺成都权力罢了。
果然，没多久之后阴谋者的阴谋顿显无疑，12月8日，由同盟会策划成都兵变，导致了蒲殿俊、朱庆澜的垮台。随后，成立了以尹昌衡为首的四川军人实力派和同盟会、立宪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四川军政府。9日晚，尹昌衡借口‘赵尔丰正密书调兵入川，企图卷土重来’，下令兵围赵尔丰所在的原四川总督府。似乎有要将他缉拿问责之意。
除此之外，12月6日，援川滇军第一梯团抵达叙府，第二梯团抵达沪州，第一梯团长谢汝翼见叙州府已宣布独立，建立了军政府，便召集川南军政府全体职员和胡重义等14名民军领袖，以及叙城绅、商、学界人士开会，当众宣言：滇军是率师北伐，借道叙府，数日后便开拔，决不干涉地方事务。川南军政府职员及川南革命军首领胡重义、罗子舟等皆深信不疑，遂下令为其补给，却不想谢汝翼就此停驻在叙州府，不再北上！于此同时，抵达泸州的李鸿祥部妄图北上的意图却十分明显。12月7日深夜，李鸿祥潜部下黄毓成连夜行军，赶至自流井地区。当时川东军政府已经接管自流井，因其隶属自贡乃是四川产盐重地，下令留有一营约四百余人驻守。深夜，黄毓成部赶至自流井地区，口称“成都叠遭兵变，财产损失，不下千万，若井盐复不能保，全川财源绝矣”，命令鄂军让出自流井地区防务，自流井地区为张本尧督管，得了李汉亲自批示要他严守自贡地区的他立刻派人拒绝了“滇军”的无礼要求，并下令全军戒备。果不然，黄毓成外号“黄毛牛”，乃是一刚愎自用之人，得知入川鄂军不愿让出自流井之后，立下下令推来携带的两门小炮，炮击川东军政府编制，被张本尧指挥鄂中军队反击，调集数门火炮反击，依托着防势击杀数十人之后，俘虏近百人，其余一百多人趁夜色方才逃回泸州，入川滇军方才不敢再行北上。
这算是入川滇军、鄂军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了，收到这消息之后，何进学足了李汉的手段，下令重庆等地报纸大肆宣传，导致滇军未入繁华地区，名声却已经臭了起来，落下了‘强盗’的骂名！
除此之外，因为此时清帝尚未退位，清廷正以重兵侵犯潼关，意欲在西北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牵制东南革命党的活动，于是，东南、西南各省形势紧张。贵州军政府致电川东军政府，表示愿意派兵，与川东军政府一道防范清军兵犯潼关，甚至组建北伐联军。四川省内革命党人也认为，“论川局则统一为先，论大局则北伐为急”。不过因为愤恨李汉派兵入川强夺革命果实的行为，却根本不与他联系，甚至绕开了川东军政府跟他，直接急电孙中山等，谓之曰“若西北各省为虏所得，则南北对峙之局势危”，请求联合各省军队，共谋北伐。1911年12月9日，四川同盟会负责人杨沧白、张培爵等更是亲自赶赴川南，同入川的滇军协商，议决北伐。因为前段时间鄂军、滇军之间在自流井发生的一些矛盾，滇军拒绝将川东军政府纳入北伐军之中，后来不知怎么的又说服了贵州军政府大都督，令他绝口不提川东军政府，改为推选四川同盟会成员张培爵为“组织川滇黔三省会师北伐代表官”，以副都督夏之时、川北镇守使李秀昂分别为“北伐团总司令官”、“北伐第一军总统官”，趁机提出了北伐计划。并将这一计划电告湖北、陕西、云南、贵州、湖南都督，希望各省能“取消和议，锐意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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