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还在继续，天下势必一统，这点已毫无疑问，即便当初坚持保持现有态势的熊荆，也对局势渐渐失望。而天下一统，以何种学说治国，是鹖冠子最关心的问题，这也是他和孔谦、宋玉等人的不同之处。
虽然想以自己的学说治国，可他究竟不是荀子、孔谦那样的人，他谦虚的多，也低调的多。如果有比自己学说更好的学说治天下，他不会反对，但像熊荆说的君权民授，他是不能同意的，这根本行不通。
熊荆以前从未想过用什么法统治天下，鹖冠子反驳君权民授，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殷商时期楚人南迁而来，居于荆山。鬻熊之妻厉剖腹生子而死，巫师以荆条包裹埋葬，部族从此自名为楚。
南迁的楚人不如殷商先进，对付当地的荆蛮却绰绰有余。但这同时产生了一种隐忧，即在楚这个国家，芈姓之人太少，无姓野人太多。真要实行君权民授，熊荆这个楚王分分钟被推翻。
换句话说，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殖民政权是不得人心的，他们没办法实行最简单可行的君权民授，所以周人才会想着继承殷人的‘日子日孙’。失败后恼羞成怒，将历代商王的陵墓全部捣毁，而后宣扬‘上帝改厥元子’，‘天子’，编造天命。
这套办法配合镇压殷人的分封制（碉堡节点）、严苛的国人野人制（集村并屯），最终被证明是行之有效，周人的天命也被认为是存在的。可殷人究竟还是殷人，周人还是周人，雅言只言于宫廷，不行于市井。一旦这种国家被敌国攻破都城、俘虏了国君，国家就不不复存在了。
这正是楚国灭国众多，迁其公室而少有反抗的重要原因；也是楚国杀越王无疆后，不能尽吞越地的重要原因。越国纯粹是由越人组成的国家，越王和庶民可以毫不费力的用口语交谈，熊荆如果不学习楚语，出城后寸步难行。
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实行朴实刚健的君权民授，周、楚、秦这种殖民国家，哪怕统战的再彻底，也难以改变底层民众的语言、信仰和习俗。
楚国亡国后，怀念楚国的那些遗民在战争中死光，楚国就不复存在了。越国灭亡后，又有瓯越、闽越、南越、雒越这些小国。经受秦始皇两次大举南征后，直到汉武帝时期再度征伐诸越，这些小国才最终覆灭。邦国虽然覆灭，越人却没有消亡，一直到东汉末年的三国，孙权仍要‘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还是楚人生的太少！没办法回答鹖冠子的熊荆又一次生出这样的感慨。
芈姓人口太少是楚国的致命伤，这使得楚国远不如越国那样坚韧。熊荆心里想着芈姓丁口，却忽略了鹖冠子此言给他的巨大提示——他若真能正视鹖冠子这句话，必然能堪破太卜观季临死前留下的天机，可惜他错过了这个机会。
“彼天地之以无极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滥，日不逾辰，月宿其列，当名服事，星守弗去，弦望晦朔，终始相巡，逾年累岁，用不缦缦，此天之所柄以临斗者也……”鹖冠子见熊荆无言以对，开始言及自己的学说。
“若上圣皇天者，先王之所倚威立有命也。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故成形而不变者度也，未离己而在彼者狎沤也，陈体立节，万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纪名，文圣明别，神圣之齐也，法天居地，去方错圆，神圣之鉴也，象说名物，成功遂事，隐彰不相离，神圣之教也……”
鹖冠子是道家，道法自然。即君王统治天下，法统不是受命于天，而是效法自然。‘日不逾辰，月宿其列’，皇天自然才是君王‘倚威立有命’的根本。‘神圣之齐’‘神圣之鉴’‘神圣之教’，这是皇天自然所能达到的效果。
作为鹖冠子的学生，熊荆自己读过他的文章。鹖冠子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还融入了法家和兵家。融入法家不难理解，法家是显学，用于朝堂。
杨、墨声势极为浩大，可只是一种隐学。儒家真正能立足的地方，主要是鲁地和楚国。孔谦虽然任了魏相，最后也不得不辞官。鹖冠子最出彩的地方在于把兵家写入了著说，这在先秦诸子中是很难得的。军事是一个国家立足的根基，忽略了这一点，国无以成国。
然而，先秦诸子说是说百家争鸣，却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诸子思想皆源于周人庙堂，故而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周人礼崩乐坏后，才衍生出百家诸子，是以诸子学说都与天、与道有着说不清的关系，鹖冠子也是如此。
除此以外，鹖冠子对天子的品德能力也和诸子一样，要求极高。要求‘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圣人之能。’如果做不到，那就要选贤任能。‘上贤为天子，次贤为三公，高为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籍为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
他和柏拉图一样，设计了一个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无法存在的理想国，作为学生，熊荆不能直陈其弊。好在淖狡带着勿畀我、郦且两人急急求见，师生间这场未完的对话才不得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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