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的燕朝只有治粟内吏董易一个人的声音，其他人包括丞相王绾都不敢说话。董易担心秦国官吏会抢着去买关东四国的国债，但比他这种担心更严重的却是话语中所揭露出来的秦国吏治。
‘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荀况如是说。
‘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荀况如是再说。
事实真是如此？荀况本在齐国为稷下学宫祭酒，后去职入楚，再入赵（《议兵》）、最后又入秦。入秦不得用，只好再度入楚，终老于兰陵令上。其入秦，对秦国夸赞目的不言自明。
秦国的大夫们如果真的‘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那秦昭襄王为何不听从白起的建议，长平战后不予赵国喘息，咬紧牙关继续灭赵？中了赵人的缓兵之计，催促白起出战不得，又何以赐死了白起？
再之后，嫪毐叛乱时的那些党羽，‘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这被斩首的数百人是怎么来的？难道是嫪毐学了那孙悟空，直接在胯下拔了几根鸟毛变出来的？
秦国士大夫结党营私，不利于国显而易见。而秦国官吏的贪腐也极为惊人，并非荀况所美化的那样，‘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
‘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者，坐之堂下’’
县令的老朋友吕公投奔县令，来沛县定居。乔迁之喜办了场宴席，贺钱不满千就只能在坐在屋檐下院子里了。县中豪杰、官吏给县令面子，因此‘皆往贺’，这一场宴席下来，吕公能收多少贺钱？
刘邦年奉不过八十石，三十钱一石年收入仅有两千四百钱，他如果要坐在堂上，那就要花掉自己年收入的四成。刘邦要花掉年收入的四成，萧何等县吏又要花掉自己年收入的几成？县令老朋友吕公的乔迁之喜要贺千钱才能坐在堂上，如果是县令自己家中的宴席，又要多少贺钱才能坐于堂上？
‘高祖以吏徭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史记集解》引李奇语：‘或三百，或五百也。’
前者是贺钱，还有个乔迁之喜的借口，这里就是直接送钱了。其他官吏践行时每人送刘邦三百钱，萧何的级别更高，他是主吏掾，县组织部长，因看重刘邦，独自送了五百钱。
依秦律，‘通一钱，黥城旦’，县衙内官吏几十、上百人，这些钱足够刘邦黥面上万次了，黥完以后刘老太公都认不得。
县令以下是基层官吏，基层官吏或许难改陋习，那县令以上又如何？
‘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
李斯任右丞相后，他儿子三川郡郡守李由告假回家，李斯在家中办了宴席，百官知道后‘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县令老朋友的宴席，贺钱不过千不能坐在堂上，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丞相，他的宴席又要多少贺钱才能坐于堂上？
这么多人送钱上门，弄得李斯不得不感叹：‘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骛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唉呀！我听荀卿说过‘事物切记不能过于隆盛’。我李斯原是上蔡的平民，街巷里的百姓，皇帝不了解我才能低下，竟把我提拔到这样高的地位。现如今做臣子的没有人比我职位更高，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然而事物发展的极点就要开始衰落，我不知道归宿在何方啊！）
‘诸迁虏稍有余财，争与吏’，这是战争中、战争后对新占领区、对敌国俘虏的掠夺，‘不满千者，坐之堂下’、‘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这则是秦国官场内部赤裸裸的贿赂。这种贿赂的结果使得项梁这个大缓则在秦地栎阳县被捕，却因万里外楚地蕲县狱掾（典狱长）曹咎的一封书信给放了。
秦国官吏的贪腐，吏治的败坏于此可见一斑。官吏做官本就是求富贵的，不求富贵为何当官？刘邦这个派出所长冒着生命危险抓坏人，年收入才两千四百钱，这点钱真不如回家种田——一户农民百亩收粟一百五十石，三十钱一石就是四千五百钱。这仅仅是种粟的钱，加上丝麻织布的收入，一年最少也有六千钱。
派出所长收入不及农民收入的一半，还时刻冒着生命危险，他怎么养家？即便做到了县令，年奉也不过六百石到一千石。很多么？誉士一闾二十五户，每户缴十五石田租就是三百七十五石了。
还有赋呢，口赋、户赋不算，每户十石军赋，加起来就是六百二十五石。另外每户还有‘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这里又是七千五百钱，三十钱一石等于两百五十石。
一闾能收到八百五十石，闾是分封不是承包，这是私人财产。如果誉士没有练兵的追求，减去祭祀少部分用钱，剩下的钱足够与秦国县令比收入了。而按照秦国的爵禄，十五级爵少上造的岁禄才有七百石，最高二十级爵的彻侯才有一千石。一个誉士的收入相当于秦国县令、相当于秦国十五级爵少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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