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敞性格一向随和，是被强势的杨恽逼到角落，才说出的这番话。
刘病已很赞同，插话道：“教我学诗的夫子是东海郡醇儒澓中翁，他也告诉我，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
焚书坑儒，这是如今上到五经博士，下到底层县乡儒生都在说的事，众口一辞，刘病已也受到了影响，但杨恽却偏不信。
“焚书有之，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故贾生曾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杨恽坚持外祖父的说法：“但坑儒绝无，若是有，陆贾、贾谊为何无一言提及，还有我外祖父的《太史公书》中为何没有记载？”
接下来，他开始引经据典，将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以侯生、卢生、韩众等为首的方士们，为秦始皇寻找仙人仙药不果，为逃避处罚，纷纷逃亡，引来秦始皇的怒气和追究，最终导致坑杀方术士数百人的因果徐徐道来。
“坑的是术士，是欺骗了秦始皇的方士们，即便有几个文学儒生，那也是误杀，少数而已。”
“那为何世人说得有鼻子有眼？”张敞也是被逼急了，反问道：“长安坊中有传闻，说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种瓜，以冬季瓜熟的奇异景象为由，诱骗博士诸生集于骊山观看，共有贤儒七百被骗到这里，先被预先设置的机关伏弩射伤，七百多名儒生全部活埋。”
吃瓜群众任弘都听呆了，这么富有想象力的大胆故事，也亏他们编得出来。
杨恽闻言，顿时哈哈大笑：“这故事编得一点不高明。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一眼便可以看出，秦律甚严，方士即便犯罪，也是交由御史廷尉审判后定罪被坑杀，俗儒为将其改成秦始皇预设圈套欺骗儒生，实在是诡巧，始皇帝刚暴自是，其有违己非今者，直自坑之，何必设诡？”
这点任弘是赞同的，汉朝对秦朝的反思是十分持久的，前期是总结历史教训：一个老大帝国为何会在短短十几年间土崩瓦解，究竟犯了何等错误，大汉如何才能规避重蹈秦之覆辙，代表就是贾谊的《过秦论》。
于是在这种思想引导下，秦废封建而汉复封建，分封诸侯王。
秦用法家而汉初以黄老治国，无为而无不为。
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至少这种思维让大汉顺利度过了危险期，经过休养生息，郡国恢复了繁荣。
不过从武帝朝开始，儒生们开始偏离了过秦之思，走上一条以黑秦为政治正确的路，比如董仲舒就曾言：“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
他将汉武时的社会问题也戴到不容许土地兼并的秦头上了，儒生否定秦的一切，将其视为万恶之源，因为秦政是周政的反面，而这种情形下，在覆灭秦朝时未能起到关键作用的儒生，开始为自己打造另一种形象：秦政的殉道者。
他们夸大了秦焚诗书的程度，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又在坑方术的基础上编撰出坑儒的故事，目的在于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
就像后世某位学者说得，汉代关于秦的一切叙述史料，运用的时候，要谨慎，因为主观性太强，真假难以分辨。
如此重复了上百年，当谎言成了真理，连贤良文学的敌人桑弘羊都以为焚书坑儒是真的，在盐铁之议里说出了这样的话：“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
儒生自己当然也信了这些宣传，从而逢秦必反，一听见秦字就格外敏感。
这也是当贤良文学听任弘胡扯，说秦朝的残部在海西建立大秦国，穷兵黩武欲返回中原时，会表现得那么恐惧。
用心编造的谎话，已经成了所有儒生认定的信条，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业的秦与贤良文学，乃是天敌。
于是反过来却被任弘利用了。
张敞倒是忧心忡忡，劝诫杨恽道：“子幼所言有理，但你这说辞，能折服吾等，却折服不了天下人，折服儒士。但凡为秦说好话的，都会被群起而攻之，你此言在西安侯家说说还行，万万勿要出去乱言！”
黑秦是汉朝的政治正确，只有秦成为邪恶的根源，才能显示出大汉太祖高皇帝斩白蛇举义，三年覆秦的伟大。任何想为其翻案，为李斯、秦始皇说好话的人，比如桑弘羊，都会被现实狠狠教育。
任弘不是秦朝余孽，又存了打入儒经内部进行改造的心思，自然不会傻到逆潮流而行。
不过待杨恽、张敞辞别后，任弘却笑着问若有所思的刘病已：
“皇曾孙听完后觉得，秦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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