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皆在奋笔疾书，字迹渐渐落满了卷上。
章越如今也是后来者渐渐居上，有了题眼，整篇文章就其而发挥如此就好写了。
其实写文章就是学习，学习就是写文章。换句话说，输入就是输出，输出就是输入。
对于大宋的顽疾，章越有时候确实没有想得那么深入。但将自己观念写来下，就是学习的一等过程。
就好比苏轼说他读史书，都是抱着一个目的去读，有的是财货，有的是吏治，有的是刑名，如此每读一遍下来就都有不同的收获。
至于写文章也是如此。
当你抱着一个目的去输出时，不知不觉你以往的读过书，曾经一闪而过的观念，最后就自然而然地凝于你的笔下了。
故而回到‘强庄’上，这即是题眼。
章越写至伏惟制策有‘田野虽辟，民多无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
臣闻至道年间版籍之数仅有七百七十三万户，至皇佑五年天下户数已一千五十三万户，是以田野虽辟，然户口加增，田地人均犹少，此为一也。
天下之民聚而不均，吴越地少人多，湖广则地广人稀，若使饥寒待罪之民，徒此开辟田亩，可谓去狭就宽，此为二也。
在荆襄地，多土官少流官，可命朝官在此抚治，设军寨，务屯田事，以生民熟民分治。
利入已浚者何也？工尹商阳杀三人而止。
章越文中的意思，即迁徙罪民于荆襄屯垦，同时在地方改土归流，若说‘强庄’是题眼，是章越作题的总纲。章越句句皆不离‘强庄’二字。
田野虽辟至利入已浚一个意思。
可供开垦的田地已尽，利入已浚之意，就是朝廷想方设法都无法刺激经济。
这也是每个王朝的通病。
王朝初期，户口经过乱世降至一个地步，百姓可以用不断屯垦荒地来恢复生产，那时候朝廷只要以宽治天下，将手中筹码不断派发出去，即可天下大治。
但人口饱和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内卷。所谓内卷，就是无法用帕累托改进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了。
当然宋朝还是可以通过开垦湖广，引入占城稻的办法来作大蛋糕。但大宋如今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贫富不均严重，也就是分蛋糕的方式出了问题。
为什么会‘利入已浚’？
工尹商阳上战场时，说我早朝时没有座位，宴席时没有座位，杀三人就够报答君恩，多杀一人也不干。
朝廷之‘利’被层层截留，到不了商阳等士民手里。
内卷严重，最后导致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
同时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顺手割起韭菜简直不要太容易。
章越继续写到‘为国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强，三孔者弱，四孔者亡，若不抑兼并，则利出百孔。伏惟制策有‘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
陛下所忧者，臣亦思量久亦。昔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今耶政是宽是严？
其病在于上宽下严，君宽臣慢，法滥民犯。
章越用‘伏惟制策’来引用答之。
那么下面必须一段一段引用天子策问上的原话，根据此来下答。
利入已浚说明无法再以宽治国，必须转而抑兼并，就要治国以严。
将当初放出去的筹码收回来，权力收回中央，等到危机渡过再以宽，派发筹码拉升股价。
秦朝失天下在于只严不宽，元朝则在于只宽不严，不宽严相济就摆脱不了治乱循环。
谭嗣同曾说，两千年来皆秦制，这句话有所误。元朝治天下就是放养政治，与草原上部落制管理差不多，最后也失了天下。
同样的草原游牧部落比中原王朝相比哪个不是治国以宽，最后也没几个比中原王朝长命的。
反观大宋的劲敌西夏和辽国，都是组织化军事化远胜过之前的草原部落，同时又保留着草原部落的勇猛彪悍。
政府有序而民有序，这是理想之制。
但宋朝反过来政府无序而民无序，朝廷不许百姓杀牛，但民间牛肉屡禁不止，朝廷不许私渡，但民间私渡泛滥，朝廷不许百姓私酿酒，但民间私酿成风。
这是法滥民犯。
朝廷立法得不到执行，反而给了很多胆大妄为之人钻了朝廷的空子，趁机谋取暴利，最后遵纪守法的人吃了大亏。
章越写至‘法滥，则民不知所惧不知所止，民犯，纵有万世良法也不能守。
写到这里，章越见苏轼已是写毕，正上交卷子。
至于苏辙也快写完了，自己方才写至一半。
此刻日是偏西，胡宿，司马光等数位考官于殿中挪着步子。
章越汗珠从鼻尖滚落，他举袖拭汗，提笔继续写至，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弘质之言，不宜兼于宰相。”
章越写到这里，略有犹豫，若写赞同宰相兼度支，有些报答富弼，韩琦荐自己赴制科的嫌疑。
但相权次于君权，也是强庄的一部分。没有强势宰相，如何担变法之任，没有财权的宰相，又何谈强势宰相。
章越既是如此就要一以贯之，所以他在文中赞同了宰相应兼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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