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里，一扇竹帘隔开了内外两室。透过竹帘，可以看到大统制正在内室里挥毫写着什么。大统制不喜欢与人面对面，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甚至这种私下的场合也是如此。毕炜笔挺地站在竹帘外鞠了一躬，道：“大统制，毕炜前来。”
共和国以人为尚，以民为本，因此废除了跪拜礼，代之以鞠躬致敬。可是尽管已经推行了十多年，毕炜还是有点不习惯，他隐隐觉得以前的跪拜礼让他更自在一些。
“毕将军，请坐吧。”
大统制的声音很温和，可是毕炜不知道在这温和背后还隐藏着什么。表面上看来，大统制不喜欢抛头露面，但作为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还是会出现在民众面前。在民众看来，这张只能称得上平常的相貌，配以这种温和的声音，让人油然而生亲近和景仰之心。可是，作为共和国最核心阶层的毕炜却能看到大统制的另一面：阴险，狠毒。
这两个贬义词汇用在大统制身上，完全不过份。而这个无法告诉别人的结论是在毕炜偶尔读到一份第五上将军胡继棠在东平城易帜期间上给大统制的密信时，发现了一点小小的墨迹而得出的。
共和国能够最终胜利，水火两军团在最紧要关头倒戈固然是第一大功，当时帝国前哨第一重镇东平城在共和军与帝国军的主力决战于坠星原时倒向共和军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时镇守东平城的是帝国后起名将钟禺谷，后来在扫荡帝国残存力量时钟禺谷也表现得极为抢眼，大统制对他赞誉有加，那个时候毕炜还曾经担心这个后辈有可能在新生的共和国里地位超过自己。可是，当钟禺谷率领自己的嫡系前去扫平一支帝国西府军残兵时，却传来了他全军覆没的消息，钟禺谷亦战死当场。事后，钟禺谷的名字作为共和军先烈，进入了纪念堂。消灭了钟禺谷的那支西府军残部，曾经被编入帝国军的地军团，战力当然可圈可点，却只是一支残兵败将，兵力和战具都远远不及钟禺谷军，但就在那一战前，钟禺谷军中出了内奸，行兵计划尽为西府军主将获悉，以至于这一战毫无悬念，全军覆没。
钟禺谷被困死时，另一支数目可观的共和军就在十几里以外驻扎。如果当时这支部队能够及时增援，钟禺谷根本不会败。可是很奇怪，尽管相隔只有十几里，当战事开始时那支部队却一直按兵不动，当时的解释是没有接到钟禺谷的求援信使。直到第二天，这支部队才赶到战场，当时钟禺谷已经全军覆没，而那支西府军尽管获胜，亦是惨胜，被这支共和军堵了个正着，结果同样被彻底消灭。
当共和国已经取得天下，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残余敌人时，出了这么个败仗实在不太光彩，所以共和国战史里说起钟禺谷时，只是加了些“为国捐躯”之类的褒奖之辞，并没有对此事的前因后果详细描述。
钟禺谷倒戈时，胡继棠在其中出力极大，后来便接掌钟禺谷的兵权，成为共和国开国八大名将中的最后一个。胡继棠是大统制的亲信，那封密信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内容，无非是汇报当时东平城中的情况，所以当东平城顺利易帜后，这种密信也就没什么价值了，已是准备毁掉。毕炜也是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里看到这封密信的，偷偷保留下来，本来他也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只是听说上面有大统制的批文，希望能揣摩一下大统制的书法，这样在上书时就可以拉近与大统制的距离了。但读了几遍批文后，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大统制十分勤政，对这种上书批得也多，像这封密信上，胡继棠说的东平城诸要点，大统制还加了个一、二、三、四的序号，但在一句话下，却隐隐有一点墨迹，似乎开始想写，后来却改了主意，没有落笔。
“其心欲降，然依职所见，其尚存观望。”
那点墨迹就在这句话的边上，很淡，一不注意还不会发现，或者发现了也只以为是偶尔溅上的。如果是年轻时的毕炜，当然会不以为意，根本不去多想。不过，在经历了受邓沧澜裹胁不得不倒戈的事后，毕炜已不敢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甚至是多疑了。
仔细地看，那点墨迹可以看得出笔锋的毛痕，所以并不是溅上的墨汁。从那一点点痕迹来看，细细的毛痕纹理相当顺畅，所以是一个字的第一笔。
仅此一点，自然看不出大统制到底想写什么字。但大统制写字有个习惯，一定要打完腹稿，所以下笔如游龙，从无滞涩。为什么他会在准备写下批文的当口突然又改了主意？只能是一个原因：大统制不希望被别人看到自己的想法。假如把这件事作为“因”，钟禺谷军败于西府军之事作为“果”，毕炜就可以肯定，钟禺谷的死一定另有文章。尽管钟禺谷死于帝国覆灭后的第二年，但很有可能在大统制落笔又收回的当口，就已种下了死因。一想到大统制在轻轻一提笔的瞬间，对已经答应投降的钟禺谷的杀机就已种下，可是付诸实施却是在第二年了，而且是在这个虽曾起过观望之心，却已死心塌地的降将为了共和国不遗余力消灭帝国残部的同时，毕炜就感到无比的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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