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是为此而来的。”莫拉维也夫和年轻人一起走了出去。“我明天需要你。可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谢尔盖.彼得列维奇.别茨列夫，先生。不过在这里，他们以为我是英国人，叫我托特。”
“那我也叫你托特吧。”
两人一起将莫拉维也夫的物品放到汽艇里，那里站着一位水手，沉默地掌着舵。莫拉维也夫跳上汽艇，站在他的行李旁边，大声说：“那么再见了。”托特举起他的手。他们解开缆绳放船，在水流很急的海上摇晃着，海风吹起，浪花咸咸的；布满星星的夜空下面是移动的云块。港口的灯光渐远了，市区的暗淡灯光也渐远了。山上和岛上笼罩着一片自古就有的黑暗，很少的几盏灯——煤油或兽油灯——孤独的、摇摇晃晃的，昏黄的：俭朴而又必不可少。
“你们没有电灯？”莫拉维也夫问舵手。
舵手说：“没有。”他跟着又解释了一句，然而被风声遮盖了，因此莫拉维约夫什么也没有听见。
在船上，莫拉维也夫沉默寡言，仿佛是独自一人。孤独，流动的寒意，从海上，同样从他的同伴的背后，不急不缓地涌来。前方，岛屿渐渐出现在灯网中。
多年来，在已经成为莫拉维也夫的生活的那种分裂的形式中，抵达某地总是具有其新奇的一面。兴奋越来越少，好奇心却不断增长。机遇重新唤起发现的幻想，好像一个人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醒来，再一次感到诧异，疑惑的不仅是身在何方，而且还有我是谁；要摆脱假定，甚至确定性。那晚在海上，这种期待是无足轻重的。白天早些时候，在晃动的火车上，莫拉维也夫写信给一位好友：“我们必须去创造未来的自我。”他现在认为，那是愚蠢的话，并且在心中将那封信撕成碎片。处处都有足够的自我反省，整个内省的体系。欠缺并不在那里。否认外在的和无法预言的事物，使得冷静沉着简直算不了什么。如同勉强接受一个未来，而没有巧合或运气。
他想，心情怎样改变一切，好像偶然的事故。
一连串冰冷的水滴横洒过船上。莫拉维也夫的大衣被吹敞开，就像船首的帆。小小的锚泊灯，像轻轻摇动的绿宝石和红宝石，兴许会显露出这个男人在微笑——就像一个男人可能会私下看着几乎是任何东西微笑一样：关于一位姑娘的记忆，或者期望中的一顿美餐；或者是一位朋友。就像一个女人冲着一句恭维的话或是一件新衣服微笑。莫拉维也夫那时的微笑，是由于共同分享一本书的事情，这件事情令他高兴，出现在乾国宁波市的一位年轻的同伴，手中拿着同样的书——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然而又是常见的。
引擎的声音减弱了。他们进入了岛的背风面，迎接他们的是一排白色的灯光。防波堤上，一位穿着乾国海军军服的水手拿着一端有挂钩的撑篙等在那里。汽艇停下来，前后颠簸，侧身靠近，嘶哑地喘息着。铺筑过的码头，被泡沫溅湿，并被潮水浸污——一个浮码头，从那里，一段雄伟的台阶登上一个有角的支柱的柱廊，这让莫拉维也夫想起彼得堡的码头的那些对威尼斯的拙劣的模仿。
当他向敌对方的水手致意时，心中感到些许疑惑，我应该随便与将来可能成为敌人的人交往吗？但那正是他来的目的。
他扯起他的行李袋扔到石板上，跳上岸边潮湿的礁石，挥手让船离去。在铺筑过的崖边站了一刻，几乎没有思考；只是呼吸着夜的气息，以及它漫延开来的黑色。
室内，一个门厅的地面是含砂的水磨石，带有烛火的烧痕，它的横梁和楣梁非常漂亮。另一个更加巨大的阶梯上，回响着西方人的靴子声和说话声，年轻的西方妇女的高音调的谈话或柔声或叫嚷，令人惊讶，因为好多个月来都没有听见过了。穿着军装的男人和女人，全都是西方人，走上去走下来：朝气蓬勃，然而不是十分有目的，还没有为和平做好准备。他们匆匆看一眼这个楼梯上的新人。女人们注意到这是一个耐看的男人。
莫拉维也夫看到他们，极力着掩饰内心的震惊。
为什么会在乾国海军的一个基地里看到这么多的西方军人？
确切的说，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美国人，他们身上的美国海军军服已经说明了一切。
但他们的军服上，袖章和领章，都绣上了金色的龙纹。
在室内的一处墙角，摆放着的，则是乾国的国旗——赤地金龙旗。
他先去做了登记——虽然他是一位参观的记者，但乾国人在涉及到军事的方面仍然很谨慎——之后，被领到一个高而窄的房间内，那里有一张部队的行军床、一条毛毯和一把不结实的椅子。小房间具有半吊子西方特色：尺寸、门、窗，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乾国工匠盲目地采用的。高高的窗户面对电梯通道。一个电灯泡吊着。莫拉维也夫惟一熟悉的是那个沉重的帆布袋，他坐在床上，它就在他的脚旁，带着它陈旧而负重的友情，就像浑身斑斑点点的一条老狗：圆筒筒的身躯，顺从而听话。
扔了几件东西在椅子上，关上冰凉的电梯通道那一面的百叶窗，莫拉维也夫又出去了。在一个办公室里，他发现了一位美国姑娘，二十五六岁左右，身材丰腴，喜欢说话，性情温和，就像她的咖啡色的毛料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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