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拥有纺车的家庭手工业们组织到一起，以四五家为一组成立家庭合作社，统一领取棉花。而在一个街区之内的几十个合作社再组成一个大合作社，由这个大合作社统一收取棉纱，再集中销售，彻底断绝承包商操控物价的机会。
但是成立合作社的时候，陈健提出了一个要求，四五家在选出信任的人担任合作社社长的时候，需要写一份声明，由社长作为这个合作社的法律人，名义上拥有所有的纺车和大家凑出来的购买棉花的钱。
这份声明由墨党作保，证明只是名义上，一旦出现借助这个协议而吞没别人纺车或是起了冲突的事，由墨党来调节解决。
同时，以这些纺车作为质押，从陈健那里获得小额的低息贷款。贷款的利息比起正常的高利贷要低得多，而陈健不支持现金，以棉花作为贷款支付。
纺纱之后，是否销售由这些合作社自行决定，自负盈亏。但是因为成立了大合作社的缘故，拥有一定的议价权。
本来在棉花和贷款利息上就少了承包商的两层剥削，如果棉纱的价格可以完全按照市场规律的话，看起来怎么都是赚的。
那点利息比起之前的承包商，要低得多，实在没有任何的理由拒绝。
相当于获利多少完全由市场决定，而获利就是他们的劳动所值的钱减去陈健收取的部分费用，完全的自负盈亏。只不过这样可以更早地看到希望，早点完成靠劳动的原始积累。
织布的也是同样的形式，但是也和纺纱工一样，必须是几家联合成立合作社共同选出一个人作为承担风险和借贷的代表。
其实这种空想的合作社运动并没有什么卵用，党派内的空想主义者模糊地感觉到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但没有意识到劳动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创造财富。
这一派的想法是依靠国家建立合作社，以小手工业者们的联合，理论上只要不出问题，棉花纺成纱线、纱线变成棉布，肯定会赚到钱的。这其中的钱只要全部由劳动者所得，这就算是理想的社会了。
现在的局面是陈健和党产出钱、基层组织控制着局面，在闽城内的棉纺行业内造成一种已经代替了政权的假象，让一些人误以为这种一条可取的路。
这一切所依靠的，还是所谓的良心，问题是如果没有良心，只需要稍微提高一下棉花的价格、操控一下棉纱的价格，这些合作社就会陷入和之前承包商存在的时候一样的境地。
然而不管怎么样，这些举动还是狠狠地打击了闽城的棉纺行会和承包商。
几天的时间大量的承包商失去了正常的收入，手中有钱也不知道该用在什么地方。棉纺行会内部也是摇摇欲坠，既不能操控棉纱的价格，也不能操控布匹的价格，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陈健放开了对手工业作坊的棉花管控，但是手工业作坊的数量与所有参与合作社的数量比起来并不多，这就难以操控其中的价格。
靠着从原料、基层劳动到最终收购销售的控制形式，这种方式可以暂时存在并且可能会让这些合作社受益。
看起来陈健纯属出力讨名声，因为这些钱用在别的地方应该赚的更多。
然而并非如此。
到二月份的时候，正是统计有票权资格选民的时候，负责统计的人忽然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闽城以及周边的农村，忽然间比去年多出了一半的有票权资格的选民。
从周边农村到城市，墨党用这种组织合作社、以自身名声和财力做担保的形式，利用法律的漏洞将合作社的法律人，诡变为有票权的自然人。
单独的手工业者因为财力和家产的原因没资格有票权，可是联合在一起后变成一个，其家产和财产数量却恰好拥有票权。
大量的没有票权的墨党成员，则拿着党产的股票、陈健的一些作坊的分红股票做了登记，成为了有票权的人。
大量在兰花风潮中陈健趁机购买的地产，转移到了一些墨党成员的身上。
愣生生在统计之前，造出了大量的票权资格。
没有出台关于这样不合理的法律。再者没有党派组织的话，正常人也不会用这种办法，也没有这样的组织力。
这么卑鄙的事真的是没人干过，也没人想过，可墨党这群人就是这么无耻地用漏洞干了。
这一回，闽城真的出大事了。
不用脑袋想也会知道，忽然多出的这些拥有票权的人，会把票投给谁。
算上偶然事件的矿工请愿与北方棉产区的轧花工反抗对比，这已经是闽城带来的第五个可以惊动全国的大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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