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骂的那人苦笑道：“使命感？责任感？柱乾先生，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有，否则我们早就散了。我们不是一群站在蚂蚁窝旁看蚂蚁的人。不能携山岳以超东海，是不能。不能为长者折枝，是不为。你觉得我们现在是不能还是不为？”
“况且，这些年数万失地的贫苦雇工农户移民到了大荒城，原本他们应该已经饿死了或是病死了，可是因为我们他们活下来了。你们呢？除了发发你们的善心，你们做了什么？是，这些人还没来得及受苦，就被提前运走了，所以你看不到，于是针对他们的良心在你看来就不存在是吗？”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因为他们当初插了我们一刀我们在报复，也不要以为在新议事会上这些人反对我们针对雇工生活改善的提案，我们就怨恨。如果说一个党派为了反对而反对、一场场斗争之后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某些人的本质或是某些人不可信任，那这个党派也太过粗浅毫无前途。”
“但是我们能怎么办？不管谁谁的理念，这都没法办。公有制，这是破坏公共财富，要罚；私有制，这是破坏私有财产，要罚。你能找出什么逻辑自洽的理念，让我们说惩罚他们不合理？唯一不用惩罚的理念逻辑基础，就是机器的出现不合理，可我们不认同。”
“我们早就说过，我们不是滥好人党，更不是人性道德党，我们总得做到体系自洽，那这件事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同情他们，我们教育他们这不是机器的错，可这需要时间。解决的办法我们给出了，可是有几个人相信？做事要有基础的，不是我们非要等到他们被狠操之后才去做事以证明自己的判断；而是他们不被狠操就没有我们做事的基础。我们不是神，创不出这样的基础，除了等待、除了一点点奠定这样的基础、除了为将来做没一点细微的准备，我们还能干什么？”
“要说治标的办法不是没有，海外的土地那么多，如果所有的失地者、无地者、贫困者都移民海外不就好了？至少暂时可以解决，至少可以缓解矛盾。”
“可是钱谁来出？现在掌权的能同意吗？他们还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力，甚至北方还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就算实行了全国的国人票权制度，我们说稍微过得去的一人出点钱，有计划地把底层都送海外去吧，你觉得我们会被选上吗？人家要问凭什么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掀桌，按照我们的理念专权做事，可是我们现在掀的动吗？”
湖霖听完这一切，无可奈何地哎了一声，苦涩地问道：“你们的决定呢？”
“同情。”
“你们党产不是有钱吗？替他们出了这笔赔偿，他们就不需要判处终身劳役了。你们也可以把他们送到大荒城去，反正你们每年都要送一批人的。”
“我们的钱，会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眼前的苦难，并不比那些看不到的苦难高贵。”
“按你们这样说，你们的罢工和游行请愿，也是不合法的。”
“我们并不砸机器，远了看是为了公有，近了看是为了取得劳动的价值，在我们体系内我们是自洽的，所以我们并无负罪感，而且向来理直气壮。”
“那按他们的体系，他们觉得机器不对在吃人，所以要退回到手工行会制度，所以他们的理念内部也是合理的？”
“行会时代，砸了别人的纺车不用赔吗？他们想合理，那就自己争取啊。若是有一天他们强的把支持进步的全都杀光，退回宗法行会，那也没问题。问题是他们有这实力吗？”
湖霖咬牙道：“你们的意思是，谁拳头大，谁就有理？”
“我们不想这样，可现实就是这样。我们立志于推翻你说的这种现实，但却只能以现实为依据，去磨练自己的拳头。你总不能只准别人用拳头打我们，然后我们还击的时候你就说：哎，你们不是立志于实现不靠拳头的未来吗？所以你们不该用拳头……你这样说，看似中立且有理以致无法反驳，可事实上却是在拉偏架，对吧？”
…………
湖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墨党的党部的，只觉得自己的心变得冰凉，越发觉得现实的一切越来越暗，暗的让自己看不到未来的光明。
他所设想的人性与道德，在现实的丑陋和赤棵面前不堪一击。
他想，社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样是不对的，他想。
于是回到家，翻出来陈健送他的一支漂亮的燧发短枪，骑着一匹孤独的马，朝着支流河谷而去。
家中留了一封信，是送给他的好友陈健的。
“请帮我照顾我的妻子。我知道，于时代的浪潮，那是退步的反动的。可是我的身躯装不下时代，泛不起浪潮，唯独能装下的只有一颗心一腔血。我想刺瞎我的双眼，那样才不会让看到的苦难比看不到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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