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问题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当这个党派逐渐成熟不再是一个兴趣小组或是工会、独资财团的时候，更是如此。
上回已经选择了一次不流血分裂清党，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让很多中间派或只是同路人的部分人有了更多其余选择，于是最终决定屁股坐在哪边的那要看内部的主流。
在陈健做完了合作三底线的报告之后，会议主持者宣布将土地问题的讨论暂时搁置。
决定拿出三天的时间，由各个代表作各自的活动总结。闽城外面对墨党的这次扩大代表大会猜测极多，闽城也是沸反盈天，里面却按部就班地继续开着大会，不慌不忙。
有争吵，也有轰轰的笑声，有时候还会传来一阵阵歌声，内部的气氛相当活跃。
鉴于此时大家都还很幼稚，外面又没有那么严峻的敌人，陈健在环球航行之前给党内的公开信上明确表示：他希望党内能够继续保持旧墨党分裂之前的那种活跃氛围，对于在党内成立各个派别组织和讨论协会很支持，既然大家都不成熟，那么就在保持团结和对未来构想相同的前提下一同从幼稚走向成熟。
活动总结会的第三天，一个给自己起名叫海浪的年轻人做了一个关于农村问题的报告，由此引发了一场相当严峻的抉择，也引出来看似团结的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裂痕。
这个年轻人是最早一批前往农村活动的，从很多年前定下的伪装成收购磨坊、做商店货郎等方式深入农村调查发展工作开始，他就一直在农村，这一次关于远离闽城的佃农调查报告也是这个化名海浪的年轻人做的。
海浪得到了会议主持允许发言的表示后，很郑重地拿着几张硬纸印刷的党证走上了讲台。硬纸板被捏的很紧，非要比喻的话就像是一些人会试考中了之中拿到了进入学宫的榜文一样。
很多人不明白海浪的用意，他将自己的党证放到了讲台的左边，再从怀里摸出了一盒配发的火柴放在了右边。
在众人不解其意的时候，开口发言。
“我年纪不大，但是从零五年开始就接触了咱们的党。”
“我不是在这里讲资格，而是在讲我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零五年的时候的党是什么样，很多人清楚，就像如今已经解散的进步同盟，内部只是在讨论，还没有确定一个真正的方向。靠着做慈善、做好事来开展活动，那时候就叫墨党，但却是旧的墨党。”
“零四年的时候，我在闽城做学徒。学徒的日子有多苦你们也清楚，没有工钱，师傅经常打骂，但是可以省掉在家里吃饭的钱。后来我受不了了，不干了，逃走了。那时候逃走，只要师傅去告状，我是要被抓起来的。名义上我只要缴纳罚款就没事了，可是如果我有缴纳罚款的钱我为什么要去做学徒呢？”
“正巧，我二姨在南安。我妈说，南安现在正在修一个玻璃作坊……那时候还叫玻璃作坊和化工作坊……她说你去吧，你表哥也在里面干活，还能学点真本事。”
“那时候我妈妈并不知道玻璃厂和玻璃作坊的区别，我也不知道。但是那时候都知道，做个吹玻璃工匠可是份好工作。我就带了三个饼，去了二姨家里，第二天便去了玻璃厂当了名运模工。”
“按照某些人根据博物学给我们贴的标签，我应该属于南安派，再细分下来，属于南安工厂学徒派而非南安矿工派。”
说到这里，会场内传来一阵阵的笑声和喧哗声，还有一些年轻人嘘嘘地发出口哨声。显然很多年轻人对于环球航行期间内部出现的团团伙伙问题很是不满，海浪这番明显讽刺的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会议主持一边笑着，一边摇了摇铜铃示意安静，会场重新安静下来后，海浪接着说道：“那时候，旧墨党已经准备成立了，工厂的生活也比当学徒舒服的多。陈健那时候还住在南安，他这个工厂主做的很有趣，整天在我们歇工的时候和我们聊天。”
“那时候旧墨党的一些人也来和我们聊天，这是段很有趣的生活。”
“最开始，我觉得墨党的这些人真好，有道德，有修养，还有文化，家世好不说又平易近人。我那时候就想，这些人遥不可及。他们都是好人，可我不想做他们那样的人。”
“再后来，陈健和我们聊的多了，我又觉得，怎么按照他这个工厂主的话来说，我们应该争取更高的工资、争取更短的十小时的工作时间？这在以前可是没道德的体现，是坏人的体现。那时候，我才觉得，原来墨党没这么遥不可及，原来里面也有‘道德低下’的和‘坏人’，尤其是墨党的头目和发起者，明显就是个‘道德败坏’者，否则为什么要鼓动我们少干活多拿钱呢？少干活多拿钱，这可是我喜欢的事。就这个标准来看，似乎我和墨党又离的很近了。”
“一会我觉得离墨党远，一会又近，那时候我就想不通这墨党到底是远还是近？”
“零五年下半年，陈健在讲了很多道理之后，我们觉得他讲的很对，所以我们得实践啊。于是，我记得那天是七月份，日子记不清了，我们酝酿了三个月，在玻璃厂订单最多的七月份选择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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