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维桢道：“快去吧，过两天我请大家喝酒”。
许浩头也不回道：“好嘞，我等你通知”。
回到家，谭兴祖看着成绩单上的分数，羡慕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一个理科状元，一个理科探花，你俩是不是作弊了？”
都不用林维桢反驳，谭沁就化身小老虎，掐着腰气汹汹地怼了一句：“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你考试作弊被老师抓了多少次，难道都忘了？”
偷鸡不成蚀把米，谭兴祖闹了个大红脸，恨不得打自己一巴掌，让你嘴贱！
八月中旬下了一场大雨，鱼塘改建工作暂时停了下来。
省城来的水产养殖专家在场部活动室里给渔业养殖部门的职工上课，林维桢去听了一堂课，只有一个感觉，不明觉厉，隔行如隔山，之后他就再没有去听课。
大雨整整下了三天，久违的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地让人直打瞌睡。
在家晒了几天太阳，这天下午，老校长骑着自行车送来了两封录取通知书。
“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清华的”，老校长笑得跟个孩子一样。
杨婶高兴坏了，悬了一个多月的心终于落了地，拉住老校长道：“老杨，留下来吃饭，老谭马上回来了”。
老校长也不矫情，道：“行，今天高兴，话说我跟老谭好久没坐在一起喝酒了”。
晚上，杨婶破例喝了两杯白酒，祝贺家里的两个孩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录取通知书的发放按照招生批次进行，林维桢和谭沁是最早的一批，接下来的日子，农场知青陆陆续续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个过程一直会持续到十月份。
离开学还有半个月，杨婶已经开始给两个即将离家的孩子准备行李。
扯了两块素色被面，用新棉花做了两床厚被子，趁着天气好，搭在院子的晾衣绳上暴晒。然后又做了两床薄被，褥子、床单、枕套枕巾这些东西也没落下。
林维桢劝了几次，说这些东西学校都会发，用不着带。
杨婶道：“北方冬天冷，比不上家里暖和。学校发的被褥能有好的？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医用棉都被掺了假，当时还枪毙了不少人呢。反正我信不过学校发的，就从家里带，这事儿听婶子的”。
知道杨婶一片好心，林维桢也不再劝，只是想想两床厚被子就觉得头疼，还没算上别的行李，这么多东西可怎么拿啊？
八月底，林维桢请几个要好的知青朋友去县城喝了顿酒，桌上说起了各自的去向，有跟林维桢一样去首都的，有的去省会金陵，再远一点去沪市的，最南边去羊城，最远的两个，一个去冰城，一个去蓝州。
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了六年，都处出了感情，酒一旦喝开，就没了数，最后互相搀扶着出了饭馆。
开学的日子渐进，林维桢和谭沁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
临走的前一天，林维桢收到了一封首都的来信，是柳月写的。
自从去年3月份分别，柳月只在4月份寄来一封信，告知她的联系方式。
今天这是柳月寄来的第二封，开头先是祝贺林维桢考上了大学，然后开始抱怨他这么久没给她回信，又解释她这么长时间不写信是怕打扰他，给他造成压力。
林维桢看到这就呵呵了，没有再往下看，把信揉成一团扔到大门前的臭水沟里。
转身回了家，谭沁问：“三哥说有你的信？谁的？”
林维桢暗怪谭老三多嘴，微笑着说：“柳月的信，刚才在臭水沟旁看信，不小心把信掉水里了”。
谭沁狐疑地看着林维桢的眼睛，半晌才道：“是柳姐啊……”，尾音拖得老长，一股酸溜溜的味道。
林维桢瞧着她的神色，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笑道：“别胡思乱想，都是没有的事儿”。
谭沁甜甜的笑了笑，说：“我信你”，然后眼珠一转，突然问：“你说是柳姐漂亮呢？还是我漂亮呢？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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