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萧夜不由笑出声来：“实际陶道台这人是有点不厚道，但上面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他也不得不多说了几句实话，说登莱海运的问题恐怕非得柳少您出手不可!”
柳鹏也笑了起来：“我又有什么办法，陶道台与其指望我，还不如等着新上市的夏粮!”
萧夜又笑了起来：“可是夏粮五月才有收成，现在才是正月啊，这四个月辽东的十几万大军吃什么喝什么，更不要说咱们登州明明有这么多万石粮食，就是没法运出去!”
“现在是杨经略、兵部、户部外加山东、辽东两巡抚都在等着您出手。”
现在辽东的军粮问题已经到了十万火急的地步。
辽东本来就是一个缺粮缺饷的地区，辽东战事爆发以后辽东管粮的情况就更严重了，辽东管粮郎中冯汝京早在万历四十六年就说“臣窃见辽士居恒谋生亦最穷蹙，侯领本月之饷而不得，候领导上月及上季之饷而又不得，借贷而食，典衣甲弓矢而食，甚至鬻儿女而食”。
所以到四十六年十一月，经略杨镐议定军饷画工之法，不分南北援兵行月粮饷，总以一两五钱为则，马料则为豆三升、草一束以十四斤为例，折银则日给三分，但是虽然有了大致章程，辽东镇米价却在不断上涨，江西道监察御史唐世济称，“山海关米价，闻斗米值钱数钱”。
虽然斗米数钱是有所夸大的说法，但是现在辽东援军云集，军马多达数万匹，每天消耗的豆料数量惊人，形成了豆价上涨幅度远高于米价的奇怪现象。
在大明多数地区，米价几乎是豆价的一倍，象登莱召买米豆，米一石三钱八分，豆一石只要二钱银子，可是现在辽阳、广宁豆每斗一钱六分，粟米一斗二钱四分，豆价差不多是粟米价格的三分之二，实际还要更高一些。
所以对于现在的辽东来说，需粮饷甚急，尤其需要本色粮料，当年熊廷粥曾在当地建常平仓积谷备荒，但是真需要积谷备用的时候，这些积谷已经不翼而飞颗粒无存。
当然追究责任的时候，地方官员总能神奇无比地找到动用常平仓的合法记录，大明朝还需要这些地方官员办事，所以也没能继续追究，但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从登莱海运米豆。
但是万历四十六年的登莱海运却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攻击处处受阻，辽东巡抚李维翰甚至说从登莱海运米豆，合计海运陆运费用大约费银二三两才得粮一石，不若于当地直接召买为便，户部也说登莱海运得不偿失大费周章，所以万历四十六年只海运辽东一万三千石米豆。
但是既得利益者势力再大，也无解辽东的粮荒问题，现在辽东明军已经因为缺粮到了度日如年的地步，而就地召买造成了更大的问题。
开原道潘宗颜提及召买说：“铁岭一带，居民百十为群，或三十为伙，无论五六十起，纷纷遮告泣称，草豆寻买不出，地方所产已尽，兼称春种俱绝，现今各民糊口无粒，哀号撤价”。
如果继续实施召买的话甚至可能导致官逼民反，直接把他们逼到建奴与蒙古那边去：“至今而法无所施矣，再迫之则民有驱而逃耳，西走憨东走奴。”
而召买政策的失败导致部队战斗力大受影响，开原道不得承认：“计今未完豆尚三万四千石，不敷草尚七十五万束，主客诸兵见民间寻买甚难，喂马艰难，日费银五六分不能饱一马，或买草不得而街头大号、相率南逃，日报数次。地方之物价人情即此可知。”
在这种情况下，姚厂公才有机会重回山东，而柳鹏才能有机会抢下卫经历之职了，柳鹏不由笑了起来：“卫经历虽然不是什么要缺，可是我既然是吏员出身，这事未必能十拿九稳，我不如帮陶道台再加一把火。”
辽东盖州。
赵经历得意洋洋地说道：“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对付这些登莱蛮子就是要用点手段，不用点手段，他们怎么能服软!”
说起来他的压力也很大，因为身为盖州卫经历是登莱海运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所以经略、巡抚、道臣几乎是隔个三五天催促赵经历加快接收登莱来的海运米豆。
现在辽东明军既缺口粮，又无马料，十几万大军都等着赵经历在盖州接收过来的登莱米豆接济，只是沈经历一个贡士能虎口夺食抢到如此紧要的位置，自然是路子很野靠山很硬。
只是为了抢到这个位置，赵经历可是打点进去几千两白银，他手下这帮官员、吏员也指望着登莱的这批米豆上发一笔大财，因此与登莱方面就起了激烈无比的冲突了。
登莱方面觉得他们代垫了这么多费用，登莱运出八百石盖州得按一千石来接收，而沈经历代表盖州方面做出斩钉截铁的回答，这样绝对不行，按规矩登莱运到辽东一千石，盖州只承认收到七百石，这多余的三百石自然就是海上的漂没。
登州方面对这一点当然有看法，但是沈经历也是振振有词，这三百石的漂没可不是他一个人全拿，上至经略、巡抚以至六部内阁，下至下面办事的仓官、斗级都有一份好处，三百石如果不拿的话，恐怕局势的发展会向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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