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专使额尔金态度蛮横强硬，谈判刚一开始便先声夺人，直接拿出他早已拟定好的条约章程，要求谈判按照这上来的来！
英国人自己拟定的条约章程，里面又能有啥好事？
第一条就引起桂良跟花沙纳极大不满，英国人要求在京城之地设立公使馆。
他们本就是保守之人，让洋人公使馆入驻京城却是极为抗拒。更不要说朝廷根本就不可能答应这样的条件，就算报上去了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英国专使额尔金则是很不理解，在欧洲各国首都互涉领事馆是常态，怎么到了清国却是大受限制被一阻再阻？
他和前任已经受够了与清国地方官员打交道的憋屈，自然想趁机在清国首都京城设立领事馆，以后与清国打交道直接找上中央政府（朝廷）就成，这得省下多少麻烦事儿啊？
他以为桂良和花沙纳不懂，便极力像两人解释在欧洲诸国这是惯例，希望两位按照国际惯例答应此事。
桂良和花沙纳哪敢轻易应允？
他俩也不是不知道这条国际惯例，就算之前不知道和吴可混久了对外国常识也有些了解。可问题是，京畿之地岂容外国时节常驻？
说来说去就是不同意，两方谈判人马据理力争，只争得唾沫横飞脸红脖子粗，语气犯冲大吼大叫拍着桌子就差撸袖子大打出手了。
吴可好一阵摇头苦笑，这就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啊。
尼玛相比堂堂百万以上人口的，拥兵几万的京师之地，一个小小的公使馆又能占据多大地方？
至于洋人入京可能威胁皇帝安威更是个笑话，就算公使馆能藏数百兵丁，又能在偌大的京师翻出多大浪花？
究其原因，也就是朝廷底气不足没有信心而已！
不然，当初雍正朝与俄国签订《恰克图条约》之时，怎么会让俄人谈判代表团进驻京师，谈判也是在京师完成的？
说来说去，还不就是心里发虚，不愿意面对洋人而已。
连第一条‘正常’要求都达不成一致，更何况下面一系列更加苛刻的要求？
凡传基督教者，清政府应一体保护。英国人可前往内地游历、通商。
看看这就是英国专使额尔金拿出来的条约中的第二条，朝廷正被太平军搞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怎么可能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国内大肆传教？
至于英国在内地游历，自由通商更不可能。谁知道英国人摸熟了内地情况之后，会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将先进的火枪武器私自卖给叛军武装？
朝廷防着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主动放下限制？
再看看第三条，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外，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为通商口岸；长江汉口段以下至海沿岸，除增开镇江一口外，再选择不超过三处地方开放；许英商船驶入长江至长江沿岸各口岸经商；英国兵船亦得进入各通商口岸。英国人有权雇佣华人，可在各口岸并各地方租地盖屋，设立栈房，建立教堂、医院、墓地。
这样的条件简直就是莫名其妙让人无语，增开通商口岸倒还好说，朝廷至少从中尝到甜头抵触之意并不强烈，如果英法等国专使坚持的话也不是不能谈，为了早日平息战事朝廷很可能在此让步。
可开放长江沿岸港口却是有些困难，朝廷不可能允许洋人的势力大举入侵长江沿岸。至于放英国商船进入长江更不可能，朝廷还没软弱到这种程度，更不要说天津之战朝廷并没有输不是么？
至于放洋人兵船进入长江更是一个笑话，尼玛有没有搞清楚，清军在天津好象没有战败吧，这样带有侮辱性质的条款也好意思拿出来？
还有英国佬想要雇佣清国之人做工，这一点倒是无所谓，反正大清别的没有就是人多，英国佬就算雇佣又能雇得了几人？
至于他们想要在各口岸并各地方租地盖屋，设立栈房，建立教堂、医院、墓地。这些事情倒不是不能商量，但必须遵守大清的规矩才成。
总之有些东西可以适当宽松一些，但某些方面却是绝不能让步的。大清又没再天津战败，京城的安危也没受到太大威胁，不可能你英国人说什么我就答应什么，没这个道理。
最让大清谈判代表团气氛和不爽的是条约第四条：凡涉及英国人的纠纷案件，英国当事人及财产，皆归英国官员查办；英国人犯法，由英国官员惩处；中国人扰害英国人，由中国官员惩办；中英两国之人争讼而又不能劝息，由中国地方官与英国领事会同审办。
桂良跟花沙纳看到之时差点气炸了肺，吴可的脸色也黑如锅底气愤不已，这是赤落落的打脸啊。
这就是臭名着著的领事裁判权，英国佬的用心极其险恶，这是想搞国中之国的节奏啊。
不管朝廷对此意见如何，谈判代表团的三位大佬却是坚决不肯答应，丢不起那人啊。尼玛的要是真答应了这样的无礼要求，以后他们就等着被老百姓戳脊梁骨大骂卖国贼吧。
再说，有了上海租界的例子摆在那，他们也不可能再搞出几个上海租界来，这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再看看后面的，中英双方应于《保定条约》签订后尽快于上海会商新税则；英商进出口货物于内地应纳之“子口税”，应“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一次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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