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ysl世界组建联军，准备东征复仇，驱逐汉人，重夺河中地区的时候，出人意料的，在安西三国内部，却有一股难以压制的继续西征的声音在抬头。
一大批安西体制下的统制、营帅、都头们，不断向安西王请命，希望能够重新组织大军，继续向西、向南征战，向波斯地区进发，饮马两河，到ysl世界核心去摧毁、征服那些不臣之贼子逆类。
显然，扩张的步伐一旦开启，就很难停下来了。安西上下，求战心切，扩张心切，骄矜急躁之心态，几乎到所有人脑子发热的地步。
而实事求是地讲，在河中地区尚未巩固，治安动荡，骚乱不已，在统治还处在一种初级阶段、一种低水平层次的时候，再启战争，实在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这样的行为，在汉家文化里早有一个词来形容，叫做穷兵黩武。而在安西王廷里，有不少来自母国、饱受汉家文明熏陶文臣才士，即便都打下整个河中，在万里之外的异域开拓经营，他们也本能选择采取汉家传统的办法与规则去施行统治。
而一味的战争，不不顾一切的战争，显然与这种理念是相悖的。当然，在遥远的河中甚至更远的波斯地区，早已不是汉家传统的势力影响范围，再一厢情愿地按照汉地的传统办法，也是难以长久的。
而这一点，安西王刘旻早在开宝后期就明白了，必须得进行一些适当的改变才行，这也是他当年选择在安西都督府实行“营所制”改革的根本原因。传统汉制，能够牢牢地对九州华夏进行统治，并且辐射周边，但绝对无法在西域之西的广阔地区建立起一个牢不可破的统治。
但是，汉家诸多优秀的治国政策、驭民思想，仍旧值得借鉴并且推广，而有些颠扑不破的治国道理，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用的。
因此，不管下面的好战之声有多高涨，在安西国上层，同样也有一股强大的声音，强烈坚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推行汉制、巩固统治之后，再图进取。
这股声音，主要来源于安西上层统治阶级，一定程度上属于国家层面的意志，并且得到了安西王刘旻的支持。做了二十年真正的王，刘旻也深刻地认识到一点，在军事征服之外，政治征服、文化同化与经济控制，才是更难做更复杂的事情。
诚然，在安西三国的核心统治群体中，充斥着原大汉母国的底层氓吏、贱民，家世清白的黎民黔首都属于稀有阶层了，更多的，是商人、罪犯、刑徒、少民、蛮民，乃至叛贼。
而三国的核心统治上层，要么出身与当年的西征大军将士，要么就是王族外亲戚、西迁勋贵，还有便是朝廷早年支援的官吏系统。
这些群体，是安西三国统治核心统治制度“营所制”的执行者、维护者以及受益者，他们中间，即便是那些因为在大汉犯罪而被放贬的犯官罪吏，到了安西也都是“精英”阶层，这些人中，也绝对不乏见识卓越，才干出众者。
可以肯定地说，蠢人是很少的，因为真正愚蠢的人，在充斥着动乱与暴力、流血与死亡的河中地区，是没法久活了，这一点，无关于出身。
但就是这部分群体中，支持继续战争的人，不在少数。在帝国直辖领土之外的这片广袤地域间，似乎有一股魔力，他给温和中庸的汉文明注入了一股蛮横与野性，所有踏入这片地界的汉人，都仿佛从温顺的绵羊进化成了强悍的狮子，所有人被汉家道德文化约束于心底的凶狠与贪婪都被极大地释放出来了......
三国的上层核心统治者们，在国内“忠孝节信、礼义廉耻”的道德约束下，尚且做着诸多剥削阶级的恶，何况在放开限制的域外？
中国历史上诸多王朝的统治阶级，都已经证明了，当他们不顾底线进行剥削掊敛时，是何等的残暴与冷酷。当他们本能的恶被彻底释放出来的时候，那等野蛮与疯狂的程度，未必比一路西来所遇那些狂热的msl信徒轻。
三国的上层权贵们，除了少部分是因为参与西征，最终留下的原大汉将士之外，更多是帝国内部权利场上的失意者，甚至是失落者，有些人干脆就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方才随着大流出国闯荡一番，只不过正应了三国广开国门、大肆延揽的政策。
大伙到西北异域来，固然有一部分建功立业的想法在里边，但最内核的驱动，还在于升官发财。在这里，获得国内无法享受的权力、地位、名望与财富，若是日子还不如国内，那何苦来哉？
大汉人口千千万万，多为一家之私计，拥有远大理想的人，实在不多，即便有，也很小概率会出现在安西三国这样的蛮荒之地。
而在安西三国的“营所”体制下，尤其是作为基本构成单位的营所，这些以军事办法组织起来的耕牧战斗单位，其头头脑脑们，想的都是怎么增加财富、扩大土地、提升人口。
而上层的权贵们，也想要更大的权力，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领土、财富、人口、奴隶等，以此来满足本人及其宗族、部署富贵、宽裕的生活。
这些目的，通过恢复生产，持续对治下河中原着民的剥削，事实上也能做到，但哪有对外掠夺来得爽快？大食国家最精华、最富裕的地方在哪里？在波斯！在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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