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广政殿，政事堂。
高堂之内，赵普与晋王刘曦对案而座，将手中的奏报，递给刘曦，笑吟吟地道：“这京畿道官场，很是热闹啊！”
刘曦接过翻看了一番，放下，然后默不作声的拿出一份他收到的奏呈，传视赵普。待赵普阅完，刘曦说道：“正副两使之争，日趋激烈，已经摆上台面了！京畿道司层面的矛盾，看起来很严重啊，官司都打到中枢来了！”
赵普与刘曦分别收到了来自潘佑与李守元的奏章，文中除了对京畿道当下税改进展的汇报之外，都着重描述京畿道问题与困难，而其中都避免不了对对方的攻讦与指责。
自中秋节后，京畿道官场，又是一派明争暗斗，潘李两方是亮明车马刀枪，针锋相对，从道司事务到税务改革等各种层面进行对抗，搞得京畿道官场，三日一小事，五日一大事，延续到如今，连西京朝廷都不由紧密关注，因为潘李之争，已经有些影响到改革大局了。
这官司，原本是打不到中枢这边来的，毕竟，京畿道的事情，尽量在道内解决，这可能是一名地方主官的潜意识，否则闹得太大，难保出什么好结果，还徒使上头笑话。
但很多事都是事与愿为的，潘佑把矛盾压制在京畿道司以下，然而根本矛盾可不是他想压制就能压制住的，而李守元也没那么好压。
潘佑在京畿的一切权威，来源上级的信任，来自于朝廷体制的授予，而两者，李守元也同样具备，潘佑在京畿道行政上具备第一等的大权，但对李守元的节制是有限的。
想要通过体制内的规则把李守元打倒，是很困难的，何况对方背景深厚，而最为关键的是，李守元面子功夫始终做得不粗，从头到尾，都很明确一点，他对朝廷大政坚定支持，他反对也不是潘佑个人，而是他过于激进求成的做法。
至于当初在衙堂上潘佑对李守元提出的质疑，李守元在后续给出了一份答案，他只是到徐州南部的郾城县巡视一番，召集县衙官属僚吏及地方郡望乡绅安抚沟通了一番，然后在半个月后，一份全新的更加详细的郾城县田亩数据，便提交给司衙了。
虽然这份报告，是不是足够全面，还有多少隐匿情况，并不得知，至少在结果上，比起此前由潘佑强权严令推动得出的东西，要靠谱得多，进展也更为明显。
此事一出，加上有李沆在郑州原武县的成果，孰优孰劣，孰得人心，谁的措施更得支持，一目了然。同样是推动改革，潘佑干起来天怒人怨，阻力重重，换李守元，就能顺顺利利，上下和谐......
如此，潘佑自然陷入了一定尴尬的境地，阻碍改革的说法，不能拿来作为对付李守元的武器，其他手段也都难有成效。
但潘佑又岂是妥协的性格，李守元出招了，他也不得不接招。李守元拿郾城县的土地清丈做文章，他也紧跟着把重心放到郾城，对其呈上的报告结果进行核验，同时又派出一批人前往复查，还真让他发现了一些问题。
归根结底，李守元的改革推动，是带有极强保守性与妥协性的，对于小农小户的土地，清丈得很清楚，但对于那些有背景、有关系的大户，就显得不清不楚了，隐晦之处颇多。
全县，拥有千亩以上田土的，只有五户，且都不超过两千亩，且很多田亩数目，都卡在两百、五百、一千、两千亩这样新制中分等纳税标准上，如此明显的问题，潘佑岂能认可，以清查数据不尽不实有作假之嫌来发难。
对此，李守元也早有准备，他的解释是，有些土地正处交易状态，产权不明，需后续确权，还有一些则表示处于抛荒状态，田里没有产出，也不当纳入税收范围......
对于这些搪塞的理由，潘佑自然不能认可，继续发难，在后续的调查中，又发现官田、职田流失的情况。双方之间，围绕着一个郾城县，斗得不可开交，如此一来，其他地方的土地清丈情况，自然就放缓了，甚至再度迟滞，上上下下都等着斗法结果，打算看准风向再行动。
当双方都难以拿出决定性的东西时，自然就需要更加权威的支持了，终究难免上呈朝廷，交由中枢裁决。作为税改的重点示范区，朝廷当然是时刻关注着，对于其间的风云变幻，也都有所了解，此前没有发话，也是想看到进一步的发展。
只是，形势发展到如今，正副使之间相互攻讦，政争已经到非此即彼，不可调合的地步，赵普与刘曦都知道，该中枢出手了。
看了刘曦一眼，赵普微微感慨道：“自古改革，各种是非与争端是避免不了的，这一点，应当早有预见。随着新制拟定颁布，随着各地改革进程的推进，纷争只会越来越多。只是这尚处于第一阶段，仅仅是清丈田亩，就发生这么多事，闹到如此地步，还是有些出人意料。殿下觉得，这是新制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对于此问，刘曦没有随便回答，而是经过一番思考后，方才郑重地说道：“陛下曾言，没有完美的制度，只能取其大利，而忍其小害，同时加以监督。而改革之事，出现问题往往就在执行层面，从京畿道之事来看，至少从表面呈现的东西来看，就是处在执行层面，双方对如何执行新制，意见相作，分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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