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契丹军可来得太巧了。
虽然中国自古就有“防秋”一说（草原游牧部落没有什么精饲料保持马的体力，游牧生产方式对大自然的简单粗暴利用，让其蓄养的牲畜基本遵循“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循环，所以多半是在秋高马肥的时候才能南下抢劫，而且正好可以抢得中原农民的劳动成果去渡过他们冬瘦春死的坎），契丹军趁着秋季到河北打草谷也是常态了，但是秋冬之交的时候不来，却在邺都行营大军南下清君侧的冬季才来，这配合未免太精确了，消息未免太准了。
若是郭炜现在不是在邺都而是在朝廷的话，并且能够被知会这些急报，那么他就会很明确这是一次迟到的军报。因为郭炜知道，在他所来的那个时空，《辽史·世宗本纪》的确记载了契丹的这次南侵——冬十月，自将南伐，攻下安平、内丘、束鹿等城，大获而还。
嗯，看时间就好了，至于所谓的战果，既然辽史可以把高平之战说成“与汉王会于高平，击周军，败之，仍降其众”，那么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而《新五代史》有一段记载：汉乾祐元年，兀欲率万骑攻邢州，陷内丘。契丹入寇，常以马嘶为候。其来也，马不嘶鸣，而矛戟夜有光，又月食，虏众皆惧，以为凶，虽破内丘，而人马伤死者太半。
而《资治通鉴》是这样说的：契丹之攻内丘也，死伤颇多，又值月食，军中多妖异，契丹主惧，不敢深入，引兵还，遣使请和于汉。
考乾乾祐元年时辽史的记载，耶律兀欲“十一月，驻跸彰武南”，而且其他史书都未记载这次入侵，乾祐年间的月食也未有记载。而乾祐三年恰恰既有契丹入侵和内丘失陷，十一月初一又有日食，十月二十七还有太白犯岁，看来多半是欧阳修等人记错了时间点与日月食等天象。
显然，后汉河北诸州在乾祐三年十一月底上报的紧急军情，实际上是发生在十月。契丹永康王耶律兀欲亲率契丹军进行每年一次的打草谷活动，虽然攻下了内丘并且进行其常态的屠城活动，抢劫有所收获，但是因为后汉军抵抗颇为激烈，契丹军伤亡很大，加上十一月初一的日食（不管是东西方哪里的古人，多以为日食是凶兆），于是就撤军了。
河北诸州这是把十月发生十一月初结束的事情搬到了十一月底来汇报，而且是作为紧急军情，所以契丹军就这么配合地入侵了。
但是这些史书在乾祐三年的十一月底都还没有，既然河北诸州纷纷驰报，朝廷当然要按照程序审议、讨论、决策，于是临朝听政的李太后下令总揽朝政的枢密使郭威率大军北征，朝政暂且交给宰相窦贞固、苏禹珪、枢密使王峻等商量施行，留在京城的军队则由禁军统帅王殷统辖。
十二月初一，郭威领天子旌旗，率大军从东京北上。
不同于南下清君侧时候的其疾如风，虽然这次北上是因为河北诸州的急报，大军却是走得其徐如林，直至十二月初四才走到滑州，然后大军就驻扎下来不走了，有说是等嗣君的使者前来慰劳诸将。
可是真的等了十来天，嗣君刘赟的使者到滑州慰劳的时候，除了郭威，其他将领在受宣时都互相看着，就是不看使者，不行拜礼，而且当场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的。
郭威很困惑啊，就派正好侍卫身边的厅直右番副将赵匡胤去问问众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反正这事郭威是不方便亲口问的。
这个曾经在邺都军事大会前亲自站岗的身材胖大的紫膛脸小军官倒是交游很广，他老爹赵弘殷是从后唐庄宗时就在禁军骑兵服务的老军官了，虽然蹉跎多年没升什么官，但是战友多得很，大家多少还卖他的面子。
然后赵匡胤就回去给郭威汇报：“他们都是在议论，说这次清君侧也就罢了，可是后来导致天子驾崩，攻陷京城还剽掠了一天多，这得罪刘家可是得罪狠了。要是再立一个刘家人，我们还有得活吗！”
郭威一听这话，当时表情就是大为惊愕，然后一言不发，立即下令全军整装出发。
十二月十六，北上大军从滑州开拔，士兵们都走得拖拖拉拉的，一路上都是交头接耳嗡嗡嗡闹个不停，一直捱到十二月十九才渡河到澶州，部队便再也不走了。没奈何，郭威只好让部队扎营，自己宿于澶州馆驿。
第二天一大早，郭威集合军队，试图强令部队开拔。士兵们彻底不干了，大家为了你的家仇，都已经狠狠地得罪了刘家，结果最后你还去请一个刘家人当皇帝，大伙想着秋后算账的可怕都是忧心忡忡的，你却像个没事人一样，那怎么行？难道你就确定了秋后算账不会算到你头上？这可不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定得拉你下水，不然天塌下来谁去顶。
当然士兵们的这种小心思是无法宣之于口的，但是总有人能够想得出冠冕堂皇的说法，也不知道是谁先喊出来一嗓子：“天子须侍中自为之，将士已与刘氏为仇，不可立也！”
群起响应。
看着集合的诸军将士齐声大呼，甚至有上千人更为勇敢地逼迫过来，似乎就要抓住自己去做皇帝了，郭威扭头就走，匆匆回到馆驿，命令亲兵紧闭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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