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四年的南征以彻底失败收场。诚然, 清军一开始很占了些便宜，在南方肆虐无度, 烧毁城池, 奸淫妇女，但随着农工党迅速的反应过来, 他们的优势又被一点一点的掰回去了。
在城市，农工党的干部带领全城百姓，众志成城, 坚守不退, 因为城内有残存的旧士绅成功地偷偷打开城门的个例，该城数十万军民被清军屠戮一空，但还有更多试图打开城门的旧士绅被提前或当场抓获, 得到了曝尸城头的待遇。
在农村, 清军来回扫荡, 强迫农民入伍做辅兵, 做力役, 夺走他们家里的最后一勺米面, 但在不顾自身安危潜伏在乡下的农工党党员的带领下，农民们始终保持着抵抗的积极性, 并没有因清军的暴虐而屈服。
随着时间的增长，农工党的兵额一扩再扩，最后竟然超过了清军的数量, 缓过这一口气来的共和国, 又让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如潮水般的攻势下, 清军狼狈地退回了北方，而农工党只象征性的乘胜追击了一会儿，就掉转回头收拾起了自家的烂摊子。
这次农工党的克制行为让清廷很舒了一口气。战争结束不久，清廷遣使求和，表达结好之意，希望和共和国签订一个互不侵犯协约，共和国统治南方，清国统治北方，两国互不干涉，互不侵犯，永为兄弟之国。
他们玩的这一套当然还是封建社会那一套，在两国实力平均或者打起来会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双方暂息刀兵，默默积蓄力量，直到一方强大起来，双方力量对比失衡，立刻撕毁协约，攻打过去。
这一套本没有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向来复杂而深刻，但清廷忘了，农工党是革命者，他们最初起义时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来紧接着又提出“革命排满”的口号，作为立党的基本纲领之一，驱逐满清这一条是农工党人绝对不会妥协的。
朱琳断然拒绝了使者的结好，向清廷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他们解除武装，自去国号，等待农工党去接收他们的统治范围，方会考虑对清室出台相关的优待政策，不然，等农工党兵临北京城下之日，满清皇室和贵族统统会以战犯之名下狱待审。
使者愤怒之极，根本不用请示清廷，就一口回绝了朱琳的要求，最后悻悻而返。
朱琳也不在意使者的态度，接着去处理帮助清军屠杀老百姓的士绅去了。这些士绅有的是之前被抄家分地的，对农工党和分到地的百姓恨之入骨，有的是在清军南下时跟回来的“还乡团”，他们下手更毒，甚至制造了许多清军都不及的惨案。清军败走后，他们被留了下来，很快被抓起来投进了监狱。
这些士绅的手段极其残忍，堪称丧心病狂，连嬿婉这样见多识广的人都在亲眼目睹那种惨况后感到不寒而栗，可见他们是制造出了怎样一个人间地狱。
见过这些士绅使整个南方为之失语的暴行，事实摆在眼前，有些人再也不说农工党对待士绅太过无礼了，连一些酸腐的书生都自此闭了嘴，对农工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大有益处，这倒是一桩想不到的好处。
时光匆匆而过，公元一七一九年，清康熙五十八年，农工党出动六十万大军北伐，军队渡长江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不到半年就打到了北京城下。
这些年来，老迈的康熙性情越发偏执，他本不信任汉人的忠心，也不信任满人的能力，但为了笼络众多的汉族地主，大权还是不可避免地向汉人手中滑去。而汉人高官各怀心思，对于镇压本乡本土的年轻士人根本不热衷，甚至不仅不热衷，还与他们有着藕断丝连的种种联系。
随着南方的共和国一日比一日更兴旺繁荣，北方的局势渐渐蒙上了一层阴翳。康熙是个有着极强掌控欲的人，但形势比人强，他已无力控制自己治下。为了逃避内心的痛苦，他竟宠信起了郎世宁、白晋等西洋传教士，令他们以西法为自己铸炮，并以天主教的教义寻求解脱。
他稀少的几个忠心的奴才和儿子们也劝过他，但都不了了之。
此时的雍亲王正端坐在王府内，等待着城破殉国时刻的到来。
他一贯是个清醒务实的人，早早就抛开了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为自己准备好了人生的终局——饮毒酒，死社稷。
这应该是一个王族所能做的最后的反抗了。沉默会消磨人的意志，他坐了一会儿，又心神不宁地琢磨，是否应该效仿前朝崇祯皇帝，斩杀妻妾儿女后再死，以免她们受辱于低贱士卒之手。
这个念头一升起，立刻被他的头脑所接受了。他对着门外叫道：“苏培盛！”
他忠诚的心腹奴才隔着门应了一声：“奴才在，主子有何吩咐。”
“福晋和诸位侧福晋在哪儿？”他取下挂在墙上那柄往常只作为装饰的长剑，提着它走到门口，问道。
苏培盛一见他提着剑出来，便知不妙，抖着腿指了指后院的方向，颤声答道：“几位女主子今儿都没出去，都在府里哪。爷，您这是要干什么？”
胤禛不答，他提着剑往福晋所住的院落走，一路上遇到的下人无不眼神惊恐，匆忙躲避。苏培盛跟在后面，心焦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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