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潜意识里涌出的“下作”的商人思维，把皇帝自己都弄得内心都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贵为天子，怎么会有这么最贱之人的思维方式？
待这种心思消退，皇帝却还是不得不考虑钱的问题。
缺钱。
户政府能出一部分，但肯定不够。
内帑今年也没有多少剩余，很多钱要投入到南洋贸易之中作为股本，而且之前还收购了一批肉桂槟榔宝石，现在还没出货，押在仓库呢。
外加对官窑瓷器作坊的投入、对西洋贸易的入股，若不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就不得不等着这些钱慢慢生息。
这时候是取不出来的。
对南洋战争，花的是内帑的钱，这些钱肯定是赚的，但肯定不可能今年打完南洋明年就连本带息都回来了。
刘钰引用太宗皇帝的话，说人的生命谁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没了。而大顺的记忆里，太宗皇帝确实是天下未定而崩殂的，荆襄之战后确实没活几年，这种事谁也说不准。
故而皇帝是想着，既是要干，那就晚干不如早干。
刘钰既说能借到钱，实在不行借点钱用也不是不行，周转一下子，也好过加增“淮饷”，引得天下出乱子。
如果真要治理淮河，明年就要把漕运停了。
趁着冬天，治理淮河的钱得出。
那漕工的安置，这些钱也得出。
全算下来，可就不是三千万两这么简单了。
不借钱的话，就得一点一点地攒。攒到啥时候呢？攒十年后，假设一切风调雨顺，钱够了，万一自己嘎一下没了呢？
打印度，真要能收税的话，确实也能赚钱。
但刘钰坚决反对在印度上冒进，这时候全力进印度，就是在和英法为敌。
这玩意儿还是要靠分化瓦解，而且现在打印度意味着贸易停滞，大顺好容易在欧洲打开的贸易局面也就全毁了。
英法合力，能让大顺的货船，连非洲都过不去。
对内加税、或者对内改革呢？
加税是不考虑的。加税意味着出事。
对内改革，皇帝也不是不知道松江府那边建议试行十一税的好处。
但一来，这种事难做。
二来，这需要大量的新学学子，进入官吏系统，对抗本地士绅。这会引发儒林的极大反感，并认为这是朝廷在用微末之学来对抗圣人弟子。
三来，这是挖天下士绅的根。
士绅靠的是免役、免摊派，不是免税。
所以对士绅来说，税率越低越好，因为他们合法地纳税、理论上没有坑国家一文钱。
但这么低的税率，国家到底够不够用、基层要不要摊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力役、摊派，和他们无关，本来也不是“合法”的税收，他们大义在握。
地方官随便加税，当然是苛政猛于虎。《打渔杀家》都知道，收税得看户政府的文书。
如此种种，借钱也不失为一种考虑。
虽然说，历朝历代，问商人借钱这种事，要追述到汉代了。
可如今既大不一样，开历代之先，借钱也不是不行。
但既然是借钱，就得还呐。
刘钰也说了，盐商和其余工商与海外贸易的区别，意思便是捐助什么的，找特殊地位的盐商；而盐商之外，只能借，不能捐。
借，可不是得还嘛。
正想着呢，廖寒辉进言道：“臣以为，若能治好淮河，劣田变为良田，田主得了利。若这劣田，原本价值二两银子，如今变为水浇田，价值增至四两。”
“二两变四两，其中二两的增值，朝廷是否可以收一半呢？”
“若是一年之内加诸于上，或许拿不出，那么将这一半的增值地钱，分为五年征收。”
“其次，若陛下废漕改海，民间劳役减轻，漂没耗损的负担也减轻了。是否可以增税呢？”
“既是要治淮、水利、灌溉，就需清查田亩。确定田亩数后，若真能保证十而税一，或者八而税一，民间负担反倒比三十税一要轻。”
“如此，二三十年内，这治淮费用，当也收回了。”
“臣以为，治淮需三五千万两，这是一年收入，朝廷管着偌大天朝，自不可能将全部的钱都投入淮地。”
“今日补淮，明日增淮之税而补他处，未为不可。”
“只要治好淮河之后再增，百姓也不会有什么怨言。而且若真能取消漕运，即便加税，百姓的负担也是减轻了的。”
廖寒辉这些年一直在黄淮区，对皇帝诉说的“朝廷做鸵鸟”的说法，当真是理解的相当透彻。
百姓的负担到底是不是国税？
廖寒辉自是清楚。
他觉得自己这个办法，算是跟松江府那边试行的印花税学来的。既然做生意的，入股票据交易的时候，按照交易价格来交税。
那么，土地从劣田变为水浇地，增加的部分，除了增加原本的亩税之外，完全可以视为朝廷投资的一部分回报。
把土地从劣田变为良田的增值部分，取出一部分交给国库，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治淮的钱，是各个省凑的。国库没钱也不行，将来别处遭灾了，也得用国库的钱赈济，让淮民偿还各个省凑出来的治淮钱的一部分，也未尝不可。
这和后世不一样，这三千万，就是大顺一年官方的财政总收入。后世治淮河也好、治黄河也罢，没听说有投资需要一年财政总收入的。
廖寒辉也知道这个数额对大顺来说，着实是大了点。就算大顺如今还有海外贸易的收入、工商业的收入，真要是治淮，怕也会留下一个顶大的财政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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