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的诸多根源，其实也说明了，前朝大明的那一套体制，对一个王朝而言，是成功且生命力顽强的。
只是过于成功，生命力过于顽强，在时代发展带来种种问题的时候，又难以解决。
最终跳出窠臼的人折腾了一圈，发现卵用没有，最后整个士大夫阶层在反思之后，全面反动。
如果加上一个理想化的滤镜，大明初期的加上理想化眼镜的体制到底是个什么样？
只看底层的话，其实理想化的去看，就是试图搞乡村自治，由读书人等作为乡贤，教化百姓，重视乡约，遏制豪绅。
泰州学派在兜兜转转搞了一圈之后，伴随着李贽之死，剩余的人很快又重新转回了怀念之前体制的状态。
这种糅合了神秘主义试图将儒学宗教化的尝试，也正是围绕着“乡村自制、重视乡约、教化百姓”而展开的。也就是“各安生理，无作非为”，效《六谕》而更加的接地气。
如果只看乡约加乡村自治本身，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这东西很好呀，很多东西放到以后也不过时。
随便拿本地的几条乡约看看，都很美好。
譬如婚嫁，乡约说：凡结婚姻两情相好，儿女相配，此诚百年缘分，聘娶礼不必较其厚薄，量力行之，尝见平日相好，后因计较财礼，反伤情义，女家需索者，固为可恶。男家力可为而悭吝鄙俗，尤为薄劣。若盛时结亲，或后一贫一富，男家力歉，女家颇过，即量力自备衣物以完儿女之债，倘两家力乏，不能成亲，其至厚亲友当相助之，无使有怨女旷夫，此亦厚道也。
意思很明确，反彩礼、反嫁妆，重在缘分，不要管聘娶礼的厚薄，量力而行就好。
再比如酒宴，乡约说：酒席先年尚简物薄情真，近来侈靡杯盘罗列，堆积满案，殊为可厌，今后每大会二人一席，常会四人一席，肴止五簋果止四碟五碟。止行蔬菜不拘倘有客相留，小坐出家中，见有者一菜一鱼，不嫌于薄，举杯相酢，无用巨觞，所谓客亦可来，主亦可办，且会可常继，而俗不淫湎也。
意思也很明确，反奢侈，反浪费。四人一桌，五个菜；小聚会的话，两人就一菜一鱼，用小杯喝。
还有诸如走亲戚不要拿太多的礼，见面称呼要尊重，要尊重老人，要家庭和睦……
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套东西来的。
看着都挺美好的。
但现实是，真正的问题一点没谈，“吴中之民，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避开经济问题，避开所有制问题，空谈一堆永恒的道德正义、礼仪风俗。
这奇幻程度，简直堪比日帝都九一八了、百姓都把税交到西历2000年了，然后试图以新生活运动和乡村自治建设来解决问题。
应该是，一贯以之、一脉相承。
乡约、乡贤、乡村、乡治，通过《六谕》和后续的六谕变种，试图维系乡村的稳定，教化百姓，最终内圣外王。
故而，对这些人，刘钰是不在意的。
他们是大顺皇权最喜欢的基层自干维稳员，闹腾不起来。
指望他们组织百姓，均分土地，暴力反抗，那还不如相信死后真有天堂呢。
江南地区闹腾的主角，要么是前朝的奴变那种奴隶或者矿工，要么是城市的手工业者。
前者是一无所有要砸碎一切；后者是生活集中稍微煽动一下就能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
他已经把盐户内部进行了分化瓦解。
而更大的层面上，假装“公平”的票法改革，又把大盐引囤商和小盐商、运输销售商，进行了分化瓦解。
这些本地望族担心这件事引发贫民暴动，或者说担心由盐户问题，引发无地百姓或者佃农的反抗。
他们的心态，还是很容易把握的。
担心刘钰手段过于粗暴，到时候直接宣判，场商、豪绅、大族手里从盐户那里兼并来的草荡，契约有效。
然后盐户反抗，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一无所有的剥夺。盐户反抗，最终引发乡村无地百姓、失地百姓的反抗和暴动，渴求均田、均草荡，那就麻烦了。
但要说让他们放弃草荡，分给盐户，那他们肯定也不会同意。
故而才不断提醒刘钰，把军队调过来。
一旦苗头不对，立刻弹压，将火焰烧开之前就把火苗扑灭。
而且他们其实很害怕把百姓组织起来，尤其是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大，参与的百姓越来越多。
对于之前发生在县城的斗殴，这些豪绅大族情绪都很稳定。
这种事见多了，其实就是类似党争，都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那些专业的流氓。
而现在，事情一拖再拖、一闹再闹，参与的百姓越来越多，只怕最后已经不是政治流氓所能掌控的了。
他们丝毫不怕那些“拿着百姓利益说事”的人，不管是前朝的围攻徐府、民众抄家董其昌，说白了，都是官老爷之间打着玩儿，顶这个百姓的名头。
玩大了，皇权感觉到威胁了，就找点人出去顶罪，把事扛下来；玩小了，就说是民意汹汹，民心所向。
他们真正怕的，是事越闹越大，百姓真的琢磨起来自己的利在哪，那些秀才乡绅嘴里的“与民争利”的民，到底是不是自己。
对于这种提醒，刘钰岂能不知道他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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