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斗争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在沿海城市已经壮大，但英国的封建势力和土地贵族依旧强大。不得已，商业的大资产阶级，借助辉格党或者辉格党内部的反对派，来组成一个寡头政治同盟，维系其统治地位。
不敢自由贸易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经营方法，特别是乡村里的经营方法，使它和广大群众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工场手工业的生存而允许自由竞争】。
这一点，以1701年和1721年的棉布禁止令为典型，这两个棉布禁止令的法条中，都包含这么一句话：【for more Effectual Employing the Poor】
Poor，穷人，底层。
大致的翻译就是“为了让穷人也有工作”——更深刻点就是“与其东方棉布冲击倾销，不如禁了东方棉布，让穷人在家自己纺点纱、去搓点麻，最起码有点事干，挣几个钱饿不死”。
老马这句话说得如此之对，以至于英国如此，大顺这边也是在松苏改革之后一点也不敢放开内地子关税，生怕炸了。
当然，法国也一个吊样，这事真不好说只是法国的白兰地生产商资本家，阻碍了法国酿酒业发展，以至于更便宜的蜜糖没法用……至少不能这么简单来评价，而是法国上百万靠着摘葡萄、种葡萄、酿酒、打工、做橡木桶木匠活等等生存的人，也得吃饭，也得活着。放开朗姆酒，这些人吃啥？喝啥？
这不是说这么简单的事，放开了，没事干，无形之手自然会推动新的产业，这些劳动力就会填充到这些新产业当中。
道理不是不对，就和明末的那些事一样：
但是就像是一些伤感明亡之辈的感叹一样：“老百姓的觉悟太他妈的低，居然都不肯乖乖当饿殍”。
而且人也不能冬眠，在无形之手调控之间扎脖不吃不喝。有些事真就是无奈的现实选择，因为世界是物质的，人不吃饭会死，偏偏人在死之前，很可能死则举大名耳。
包括大顺的松苏改革，刘钰也知道，工场和工业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所以他才要开发苏北、开发关东、南洋开发和漕米买办制，把人往南洋和东北驱赶去种地，而不是往城市里挤，因为根本容纳不了那么多工作岗位。
英国这边或许未必能够用老马那种精辟的道理把问题的本质总结出来，但统治者也不是说就觉察不到放开关税和自由贸易带来的危机。
比如哈利法克斯伯爵，就建议，借着民兵法给民众定心丸、确定不会去汉诺威参战的时机，赶紧调动民兵，准备镇压放开贸易后的纺织业起义——这种道理，大顺这边的老古董们也知道，在刘钰盐政改革、海运改革的时候，提前给刘钰军队，准备镇压扬州盐工起义。
而英国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一个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问题。
再坚持下去，很可能托利党就开关喜迎斯图亚特王者归来。而英国的统治者怎么选？自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镇压纺织业起义，而不是选择死扛到底。
毕竟，斯图亚特家族要是复辟了，汉诺威家族固然要完。
辉格党这群人有一个算一个，多半也得全进伦敦塔。
是以，在这个问题上，辉格党和王党的选择是一样的：宁可对华妥协、签条约、镇压纺织业起义，也不能再打下去内部爆炸，会说英语的斯图亚特正统王者归来——虽然斯图亚特家族也他娘是布列塔尼的，但真要是论封建正统，怎么也比荷兰人或者德国人，稍微正那么一点。
而根据老马的分析思路，可知，现在英国的工场手工业生产者，在政治力量上，是不如沿海城市的商业资本家的——比如船主、垄断公司股东、大商人等。
而沿海城市的商业资本，也还必须要依靠土地贵族的辉格党们，才能够执政，让渡为内阁的统治者。
可推出，英国此时的政治力量中，工场手工业的产业集群的政治力量，是非常脆弱的、无力的，也就是可以被抛弃的。
况且，真要放开了贸易，大顺这边带来的冲击，也并不是说会把英国所有的手工业都冲垮。
也就是瓷器、陶器、丝绸、纺织、金属加工这几个行业而已。
你问种谷物的地主，说放开这些东西进入好不好，对他们来说，也没啥影响，甚至生活成本降低，也没啥。
本身整个阶层的政治力量就不甚强，又被分化出诸多行业有的有影响有的没影响。
那么，不敢惹地主加土地税，还不敢镇压纺织业起义吗？这当然是优先选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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