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在于,对实学一派来说,即便能用,这也只是手段,而不能作为最终的目的。
哪怕说实学派中的激进派,要先均田再集中力量移民的激进派,那也只是把移民作为手段,最终目的是为“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中的诞生”减轻难产的痛苦。
而不是说,要全面反动,复全民宗法制、礼法、长子继承、次子重分殖民,最终复古井田。
而现在,刘钰拿出的这套理论,之所以会有拥趸,就源于在理论计算上,可以自圆其说。
超脱了旧有的圣人之言。
这套理论,若归纳起来,就两个关键点。
这两个关键点说不出来,那么在理论上也是不能说通的。
第一个:人均粮食。
人不爱粮食,只是用粮食,没有人有怪癖非要收集粮食玩;也没有因为是贵族就能一顿饭吃一万斤、十万斤粮食。
爱和用的区别,先秦大贤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于是,在保证大顺粮食总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实质上很多农人的劳作,属于宏观上的“无效劳动”,并没有让大顺的粮食总产量提升——这和精耕细作并不冲突,两年三熟之类确实比粗犷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也不至于多到华北一些地区“一亩地平均要半个人伺候”的水平。
一亩地才多大?画个圈,站在圆心撇标准铅球,人类都能砸圈外面去。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把更多的人投入到工商业当中。
而这些的基础,又是“国富”理论,即到底什么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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