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欗的王府出来，刘钰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围绕着京城随便转了转。
倒并不是留恋什么，亦或者是什么反把他乡作故乡的情愫，只是想要看看或者说猜测，大顺的将来到底会怎么样。
现在看起来，一切如常，京城里依旧是车水马龙，奔流不息。
只是现在的一切如常，和三四十年前比起来，终究是不一样的。
大顺的变革，是自发且缓慢的，并不是那种剧烈的。
更不是当睁开眼的时候，发现外面的河面上跑着理解不了的冒着黑烟的蒸汽船；天空中已经快要飞起了铁鸟；港湾里的巨舰可以逆风而行……
不是的。
而更像是，大顺吃下了一枚包含着未来的“缓释胶囊”，是缓释的，并不那么剧烈的。
每一个年轻人，对于玻璃、蒸汽、黑烟、宽幅的棉布、南洋的蔗糖、隆隆的西城的运煤的火车，都已经习以为常。
若是再年轻些，可能会觉得，从出生就是如此，那么世界本该如此。
即便说，这些年变革中，遭受了时代车轮碾过的那些人，如今也没有太多的恨了。
要么，死了。
而若是没死的，既然能活到现在，显然是“转型”了。
譬如当初从西山摇晃到京城的驼铃；比如南苑里卖南苑柴的海柴人。
或是死了，或是做了别的事，亦或者“犯了罪”被流放到了遥远的边疆——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活着，而刘钰的改革把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给消灭了，又不给他们补偿，仅此而已。
不管怎么说，京城此时是个以消费为主的城市，也是围绕着官僚、贵族、军队、禁军、皇家、衙门等等的需求为主要经济内核的城市。
这种以消费为主的城市，在这场变革中，暂时来说，体会到了好处是大于坏处的。
粮价稳住了。
棉布降价了。
煤块降价了。
铁器降价了。
白糖降价了。
茶叶降价了。
每年帝国从各地征收来的赋税，在这里作为军饷、赏赐、俸禄、贵族年薪、资本利润等等，流入千家万户。
从天津运来的粮食、布匹、蔗糖、香料等，又在这里换成了白银。而这些粮食、布匹等，又不可能自己飞到千家万户，于是又有许多人从事类似的工作。
这些年，大顺的改革，是要分开看的。
对于过去的、旧的生产体系、旧的运输体系来说，他们是改革的受害者。
而对于那些消费者而言，他们实际上又是改革的受益者。
应该说，从这一点来看，京城不可能类似法革中的巴黎。
因为京城，并不是大顺的生产核心区。
但也一样，这也意味着，将来真要出了事，京城很可能以一种和平的、不怎么流血的方式，安稳度过。
某种程度上讲，因为京城的“消费城市”的特性，使得刘钰这些年的改革并没有遭到巨大的阻力。
居住在消费城市里的官僚、贵族、皇室、士兵们，他们是以一种消费的目光去看问题的。
因为煤贵，于是有了西山的铁路。
因为粮贵，于是有了废弃的漕运。
因为布贵，于是他们支持新技术的革新。
海外的白银，增加了官员的俸禄、士兵的饷银。
生产方式的改变，降低了生活的基本物价，至少对于京城的“土着”而言，并不需要担心这些年变化导致的住房价格的问题。
无疑，这降低了大顺这些年变革的阻力。
或许文官不少是从地方升上来的，有地方的经验。但于大顺的另一股力量军事贵族而言……
他们本身就是马尔萨斯经济学里要维护的那批人，亦即“只消费、不生产”的“有效需求”者。
亚当·斯密说英国奉行的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对于消费的人而言，无疑，更完善的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更完善的物流、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税钞关取消、各个地区的货物按照绝对优势相对优势交流，无疑是好事。
大顺太大了。
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有人受损、有人受益、有人起义、有人发财。
即便说，京城内部，也有受益的、也有受损的。
但仅就京城而言，终究是受益的多、受损的少。
至于谁受损。
历史上，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后来鲁西北地区的老人，是这样回忆那一年的：
旱灾，粮价飞涨。
黄河决口后，运河淤积，粮食又运不进来。
海运兴起，沿河失业。
资本跑路，原本运河时代的陕西山西资本全部撤资。
洋布挤压，鲁西土布为生者，无以维持。
实业萧条，运输业萧条，大量人口根本无以为生。泥瓦匠这样的技术工，一天只能换3斤高粱米——泥瓦匠，在旧社会，是标准的技术工，而不是力工。
而这个地方，就是被誉为自大运河修通以来【整个北方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粮食流通中心、淮河以北之扬州】的临清。
也即，义和团运动最先爆发的地区，以及后来百年之后依旧是国家级贫困县的临清。
某种程度上讲，刘钰把这件事给提前了。并且并没有继续积累矛盾，而是选择了分批引爆矛盾、分批镇压的方式，把这里的反抗运动给提前压住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动用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通过对外扩张，将印度棉布的份额，分了一部分，强行分给了这里，缓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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