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这边更容易理解的话，历史上杜尔哥的改革到底是啥玩意？
一：募役法。法国倒是没有黄河要修，但是之前说过了，法国要修公路，靠的是徭役，杜尔哥要出募役法，以钱代役。
二：取消士绅优待。法国当然有士绅优待，只不过人家不叫百万生员，叫十万贵族。
三：取消商税，一切税赋自土地出，清查田亩。
四：废除行会。法国的行会，和中国这边是不同的，是有封建法支持的，是有法理的，也是行会能直接给财政大臣抗议要求告诫东印度公司，别他妈再从东方进口漆器丝绸了。
只能说，历史上的杜尔哥，就是在作死。
因为，想做这一切，得加强中央集权。而在帝制存在的情况下，也即可以意味着，加强君权。
这一切改革，都是寄托在君权上的。
但是，法国和中国有个极大的不同。
从商鞅开始，两千年，才有了把改革寄托在中央政府之上的基础。
即便如此，刘钰之前还是花了三十多年，搞出来一个新的政治势力；而这之前，还有连续两千多年的各种变法、改革、科举、官制，一直到大顺开国之初留下的制衡体系。
法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加强君权、加强中央集权，国王就得先死。
敢这么干，贵族能把国王的屎，打出来。之前路易十五搞的财政议论，巴黎高等法院极力反对清查田亩，用的理由，是违反了法国的宪正、自由——国王清查田亩，是对贵族的自由的侵犯，是违犯法兰西传统宪正的。
杜尔哥的改革，造就了一个法兰西之前从未遇到的情况：全国性的危机、混乱。
不再是原本的区域性的危机、混乱、饥荒等等。
要注意，在此时，尤其是绝对君主制国家，中央集权，有时候是通过加强君权的形式来实现的。而加强中央集权、打破区域分割，意味着对贵族势力的挑战。
杜尔哥的谷物改革，对不对？
对。
打破了过去的封建区域，为法国的全国市场创造了条件，在经济意义上为法兰西这个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但是，问题在于，你这么搞，你得准备好啊。
啥也没准备，你就敢这么搞？
你粮库准备了吗？
漕米准备了吗？
常平仓准备了吗？
平籴库准备了吗？
漕运总督准备了吗？
配套政策准备了吗？
新的官员选拔方法准备了吗？
啥都没准备，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要粮没粮，你就敢搞谷物全国自由贸易……
你这哪是改革？
你这是作死啊。
自由贸易不是不对，长久看，囤积居奇也不可能囤好几年，总会降价。
可问题是，经济学的目的，应该是人，而不是人成为经济学的要素。
人不吃饭，是要死的；人在无形之手的调控期，是要造反的，你得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啊。
经济学是经济学。
现实是现实啊。现实里，你得考虑人吃饭拉屎睡觉穿衣服的事，有些事，比如吃饭，不能等个三五年等到自行调节，等不起。
杜尔哥，或者说，法国重农学派，其学说的精髓，就三点：
无为而治。
另一种翻译方法，叫自然秩序，亦即理想化的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小康盛世。
另一种翻译方法，叫幸福主义。
平均主义……这个倒是不必另一种翻译方法了。
老马说，杜尔哥是在为法革探路。
的确如此。
93年的风暴，7月的土地法令，以及后续的直到拿三以小农皇帝的身份上位，就是这一切的演化必然。
当然，这是原本的历史。
而现在，情况当然有所不同了。
杜尔哥的改革，在这个时空，是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的。
伏尔泰历史上因杜尔哥被免职而发出的【我的内心永远也不能平静】的感叹，只是叹息了一半。
终究，是部分的成功，仍旧没有触动法国真正的土地问题。
一方面，因为当年大顺的参战，使得法国打赢了一战，财政问题没有那么大。
二来，大顺逼着英国取缔了保护主义，使得北美的农业发展大为加速，在75年灾荒的时候，法国手里既有钱，也有海外的廉价粮食。
三来，大顺这边给予了法国一定的支持。
治国理念、以史为鉴、大一统国家的政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商人的逐利性等等这些问题。
因为大顺和法国的密切交流，使得杜尔哥并不是从高雷思、杨德旺这俩半吊子水平的留学生嘴里得到了大顺的政治运行情况。
这些东西，说真的，读书人、书生，真的未必能理解，或者说理解的过于理想了。
但是，杜尔哥的改革，扛过了75年，终究还是没有扛过88年的那场大旱灾。
可谓是“昨日重现”了。
粮食奇缺、囤积居奇、底层暴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很快演化成了法国之前几乎没法理解的“全国性”问题——在这一点上，法国终究还是欠缺了一段漫长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也确实很难理解，什么叫全国性的问题，而不再是地方的、教区的、某块封地的区域性问题。
某种程度上讲，法国的运气“挺差”的，刚搞了点国内统一市场、自由贸易的改革，就经历了一场“小冰期”气候——1783年的冰岛拉基火山喷发，持续性地影响了欧洲持续十年的气候、粮食收获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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