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贺涵在大学校内的时候只是认识，并不算太亲密。
这很好理解。我学数学，她学生物，不光专业不同，连学院也不一样，最关键的是这俩学院还分属两个校区，两个校区的路并不近，公交得一个小时。认识的契机是我选了一门贺涵校区的选修课，一般选修课都是好友们三五成群选在一起，但我纯粹是选了个兴趣，因此每节课也就形单影只地自己坐在第一排——我是真的很喜欢那门课。
后来有一天，上课铃响起来的同时，贺涵匆匆从后门跑了进来，环顾四周都没空位，只能一路尴尬地跑到第一排。
“同学，这儿有人吗？”
这就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摇了摇头，并且把我有些过界的书往回收了一收。
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自己选了这门课。只是无关好友，更无关兴趣，纯粹是为了凑学分，选了个名字顺眼的。
于是我们就一直坐在了一起，还会默契地为对方留个位子；日常的作业和期末考试的材料也会共同分享。
但也仅限于此。
考试结束后是个闷热的中午，大家懒懒散散地往食堂走，蝉声聒噪，吵得我脑仁疼。
“请你吃冰淇淋啊？”贺涵拎着书包凑上来。
彼时的贺涵远没有如今这么雷厉风行，看打扮还是走得小女生的路子，穿着文艺森系的白色长纱裙，外面披了一件半透明的防晒。
但她性格里的风风火火也已经初见端倪了。
那天中午她果然请我吃了一家很好吃的冰激凌，虽然天气太热，冰淇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融化，但它确实好吃，化了也好吃。
作为回报，我请她吃了顿便饭。
地方是她选的，毕竟她才是在这个校区土生土长的学生。我记得是一家路边小店，店面真的很小，好像一共只有四张桌子，还有一张上面放了点单收银的机器。我们俩一人点了一碗面，贺涵加了许多辣油，吃得大汗淋漓。
这就是我们俩大学时候所有的交集。
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交集。
此后的联系，也就是在彼此的空间下面点个赞——但很快大家都开始把阵地转移到微信，而我们俩那时的关系显然不足以让其中某个人特意去问一嘴另一个人的微信号。于是贺涵这个名字就在我的生活中沉寂了下来。
我在大学期间有过许多这样的朋友——如果能够称之为朋友的话。我们彼此有过一段温温和和的相处，可能也一起吃过火锅，打过麻将，甚至看过电影，共同有过些美好的回忆。我们客客气气地相识，期间不曾有过龃龉，似乎一切都默契而自然。
但最终总是因为种种原因，比如有人毕业，比如离得远，比如社团解散，再比如突然有个人忙了一段时间，总之就像无声落下了大幕一样，大家默契而自然地从对方生命中消失，从此渺无音讯。
似乎不只是大学。
似乎，人生中的每个阶段都是如此。
甚至有些人，你们彻夜长谈过，抱头痛哭过，彼此有过最深切最热烈的喜怒哀乐，很多时候你们觉得你们是最好的朋友，你们会参与对方未来所有的人生，陪着对方结婚生子，陪着对方慢慢老去。
你们以为你们这辈子都会在一起。
但后来呢，后来还是淡了。淡到她结婚都没有给你发个请帖。她当时不是忘记了你，她只是觉得尴尬，这种尴尬在你谈了对象但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她的那时就已经存在了。你们上次各自道别互相珍重的时候仿佛已经是多年前，你不知道如何开启这个话头，正如她现在不知道怎么开启一样。
相信我，不开并不代表着什么。开了当然也不代表着什么。开了口的话，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是她怀念你，想让你参加她的婚礼；剩下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她想多拿一份彩礼。
并没有什么可指摘的。
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焦头烂额。
“宝贝儿，虽然我得承认你说的很有道理。”艾迪看了我一眼，“但我也不得不提醒一句，你话题跑得太远了。”
“每次回忆过去的时候都莫名其妙想抽烟。”我挠了挠头。
艾迪魔术般地递过来一盒。
“刚刚没收老爷子的。”
“有火吗？”
艾迪四下看了看，精准地在三个指挥停车的保安中选中了一个。当她回来的时候，果然已经拿到了打火机。
“他说送我了。”艾迪耸耸肩，“那就送你吧。”
果然人类的本质都是颜狗。
总之在这样的境遇下，当我毕了业，去公司面试成功，实习当天突然见到了贺涵的时候，我心里的激动，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他乡遇故知。人生四大喜事，我好歹也算撞上一件。
贺涵自然也很激动，拉着我唠了半天磕。后来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共同留了下来，想着多少也算有个人相依为命。
应届毕业生在选择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么卑微而草率。
但这份工作是真累啊。两个小姑娘，每天抱着一摞传单——上面的联系电话和名字还都是我们自己一一写上去的——满大街的跑，无论是五金一条街，还是商贸区，但凡是个门头，都得硬着头皮进去宣传；下班之后再在人流量大的广场公园支个摊，给来来往往的行人继续发，稍有点意向就磨破嘴皮式的讲解，一直等到所有人都回家了才收摊。要是偶然结识了银行里的人，那就去给他们跑腿，当免费劳动力，脏活累活一把包揽，只为了能获得几个客户。夜以继日，全年无休。
但生理上的累并不值得一提。真正磋磨人的是心理。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无数个白眼，无数句脏话，无数个不怀好意的眼神。谁不是个骄骄傲傲的小姑娘？但这行就是把你的脸放在地上踩，踩完了你还得自己忍着眼泪拾起来。
“最恶心的是还有不少傻逼性骚扰。”我深深吐出一口烟，“那会儿刚去，谁也不敢得罪，好不容易有个客户都得小心照顾。那时有个五十来岁的老头，有一天晚上十点喊我去喝酒，不去就得把他的资产转走。我给贺涵发了个截图，说要是我十一点没回你你就报警，去了。结果还没等我站稳，她就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
“她把你带走了？”艾迪问。
“没有。”我摇摇头，“她就是乐乐呵呵地说我酒量不行，怕大家喝不尽兴，她来陪着。那晚桌上一共十个人，贺涵全都给喝趴下了，临了把我好好地给带了出去。”
“她这么能喝吗？”艾迪吃了一惊。
“没有。后来请了三天假，酒精中毒，在医院输了三天液。我在她身边陪着她，看她上吐下泻，难受得不行。”我把烟掐灭，“我说你干嘛呀，她就冲我笑，说我要不受着，这罪不就得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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