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绍原在那忙着从汉奸身上捞钱，日本人忙着整顿上海特务机构。
两派人各忙各的，上海公共租界反而出现了难得的“安宁”。
这是工部局最乐意看到的一幕，尤其对于新任总董莫耶斯来说更是如此。
没什么比这更让人心旷神怡的了。
最好这种太平一直延续下去。
尽管他也知道这不太可能。
但能够多拖一天都是好的。
陆陆续续的有被敲诈的汉奸来交“保命费”了。
相比于金钱，似乎还是自己的命比较重要。
那位孟大少爷往往一开口就是二十万美元，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不过看你态度，可以协商，可以协商。
比如有个做皮货生意的汉奸，祖辈三代经商，也算颇有积蓄。
可自从被孟绍原勒索之后，卖了自己的店铺和房子，拿出了历年积蓄，变卖了老婆的嫁妆，勉强凑到了一万五千美元，这已经是笔巨款了。
不过距离孟绍原要求的二十万美元还差的太多了。
他提心吊胆的送上了钱，以为会遭到责罚，没想到前来收钱的汉奸，收下了款子，还给他留下了一千美元。
这汉奸不知所措。
那特务对他说道：“你积极筹款，弄到一贫如洗，这些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我们也不会把你全家往死路上逼。这一千美元你拿着，租个房子，做点生意，绰绰有余。今后当安分守己一些，不求你为国效力，至少莫当汉奸。”
这皮货商感恩戴德，本来还在发愁今后一家老小怎么活呢，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早知道当汉奸会当的倾家荡产，谁愿意啊？
这也是孟绍原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的，一是给这些罪不至死的汉奸一次机会，二来他还真不想把人往死路上逼。
这些人都没有特别大的罪，不是那种大奸大恶死不悔改的大汉奸，如果真的逼死了一两个，反而容易适得其反。
一旦被日本人抓住机会大肆宣传，容易陷入被动。
敲诈勒索，还是要讲究分寸的。
不过仔细算一下，这次收获颇丰，除去给唐纵的钱，自己还可以大捞一笔，类似这样事情，将来可以每隔几个月就来上这么一次。
这汉奸就如野草一般，割去一茬自然又会生出一茬。
“孟主任，乔伊先生来了。”
正当孟绍原在那美滋滋的点着钱，吴静怡进来汇报道。
乔伊？
他不好好的在安格斯国际洋行待着，来这里做什么？
孟绍原收好了刚刚交上来的钱：“让他进来吧。”
乔伊眼眶发黑，昨天似乎一晚上没有睡好觉：“嘿，孟。”
“是不是有事找我？”一看到乔伊这幅模样，孟绍原和他是老朋友了，也省去了寒暄，直截了当的问道。
“是，我遇到了一些麻烦。”
你一个外国人能遇到什么麻烦？孟绍原大是好奇：“说说看，遇到什么让你这么憔悴的事情了？”
“孟，我有一个朋友，叫田伯烈……”
田伯烈？怎么那么耳熟？
乔伊在孟绍原对面坐了下来：“他出生在澳大利亚，后来去了英国定居，担任了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北平的记者，中日之战爆发，他赶到了上海，一直都很支持中国的抗战。南京沦陷之后，他又第一时间到达了那里……”
田伯烈！
孟绍原猛的想起这是谁了。
中国人民的挚友！
挚友！
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他！
南京沦陷，田伯烈冒险来到了国民政府首都，大量收集了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写成了《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次后冒着危险带出南京。
当这本书历经艰辛在英国出版后，迅速引起轰动。
它和那些胶卷一样，都是证明了日军暴行的铁证。
对了，在未来的公审中，他还亲自勇敢的上庭作证，愤怒的说出了自己当日在南京亲眼目睹的一切。
只是这本《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波三折，曾经遗失过一次，后来的版本是凭借田伯烈的回忆重新写成的。
当中多少有些遗漏。
孟绍原急忙问道：“现在田伯烈在哪里？”
“已经到了上海。”乔伊叹息一声：“他一到上海，先是遭遇了‘飞包党’，他的行李都丢了……”
“他妈的。”孟绍原忍不住骂了一声。
所谓的“飞包党”，指的是专门盗窃抢劫外地来的客人的小偷强盗。
他们一看到外地人、外国人，往往会装作热情的帮他们指路，然后会帮他们拦下黄包车，等你刚上，立刻会拎起你的行李就跑。
他们路熟，一会就能跑的无影无踪。哪怕受害者侥幸追上，他们早在那里等候的同伙会一拥而上，装作劝说询问，团团围住受害人，趁机让同伙逃跑。
别啊。
孟绍原一个激灵，那本《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别就在丢失的行李中吧？
可乔伊的话还没有说完：“田伯烈没有能够抓到那个强盗，更加倒霉的是，他又遇到了‘插花党’……”
孟绍原只能苦笑了。
“插花党”听着蛮好听的，但做的事绝对和艺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往往在“飞包党”抢了受害人的行李后，如果受害人穿着打扮体面，“插花党”很快就会出现。
他们会假惺惺的询问你丢了什么东西，然后义愤填膺，说一定要帮受害人找回这些东西。
受害人当然感激万分，这个时候，“插花党”的就会带着他去找所谓“有门道”的朋友，询问行李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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