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书房，赵孟娘向李笠汇报家中“第一季度”的开支情况，以便让李笠对家里财务状况有个大概了解。
薛月嫦作为副手，协助赵孟娘汇报。
正所谓“家大业大开销大”，李笠虽然有很多产业，如同一株株摇钱树给他带来大量收入，但与此同时，开支也很大。
维持彭城公府邸的“运行”，日常开支少不了，但比起养兵的开支，那就是个小数目。
一如这个时代的惯例，李笠养着部曲，数量不少，又养马，开支更是比养部曲多了许多，所以彭城公府在日进斗金的同时，也在“日出斗金”。
为了加强财务管理（即理财），控制开支和成本，彭城公府邸实行“财务预算制”。
其中包括预算管理，以及预算、核算制度。
预算，就是每年的特定日期（譬如年底），对来年可能产生的开支进行预估，定出可能的开支额度。
决算，就是预算时间期满时（第二年一年），对当年预算的实际情况进行核算，确认收支是盈余、亏损还是持平。
并作为下一次预算的基础。
基于成本控制的目的，李笠实行开支“季度跟踪”制度：
将一年分为四个季度，每个季度结束后，次月月底前，必须对上个季度的开支进行粗略统计。
一旦发现开支大幅超出季度预算，必须尽快找出原因，并采取对策，控制开支（成本）的异常波动。
所以，合理的财务管理制度，可以有效控制成本，
这项工作，由赵孟娘来承担，算是“财务监督”，因为“内当家”是夫人黄姈，监督者得换个人来。
但赵孟娘本身也分管部分产业，事务繁忙，李笠让薛月嫦也参与“财务监督”。
大概听了一会，李笠知道“第一季度”家中的开支并无异常，很满意，打算结束这场“小会”。
但薛月嫦的表现欲望极强，想要汇报一些事情，李笠不想打击对方的积极性，便继续听下去。
听着听着，走了神。
财务管理，对于个人家庭而言是“理财”，对于国家来说，是升级版的理财。
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国家，理财无非两个观点：量入为出，量出为入。
量入为出，即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量出为入，即要花多少钱，就想办法攒够这个数目。
在现代，月收入三千的人，为了买售价八千的手机，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攒钱，攒够钱再买手机，这可以看作是量入为出。
第二种，刷信用卡买手机，然后分期慢慢还款，来个“早买早享受”，这可以看作是量出而入的一种方式。
把个人换成王朝，同理。
西汉时记录先秦礼制的《礼记·王制》有“用地小大，视年之丰秏。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的内容。
所以，自先秦以来到现在（南北朝），历代朝廷的财政管理，大体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
量入为出，关键在“入”。
在农业社会，无论朝廷税收还是家庭收入，都受到农业产出季节性和数量的限制。
收入成为硬约束，量入为出是逻辑的必然，也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反映。
同时，在封建王朝体制下，“事无巨细皆决于上”，官府的职能边界难以有效界定，财政支出的数额也就难以合理限定。
只能通过收入水平来制约。
但实际上，当朝廷的开支过大，必然超过正常收入时，财政就会变成量出为入。
譬如皇帝要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以供享乐，于是开支大涨，但又不想慢慢存钱粮，过个几年再动工，于是加大征税、征发劳役的力度，以增加收入、应付开支。
所以，量入为出就变成了量出为入。
梁国的财政管理制度，按说原则是“量入为出”，但因为开支不小，加上币制败坏，所以实际上经常是量出为入。
朝廷把各类负担转嫁给百姓，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大量编户民出逃，要么依附豪强大户变成依附民，要么变成居无定所的山湖人。
而巨大的开支，其实许多都未用在实处，财政管理制度，本身就是个大漏勺。
即便现在有了乐安大铜矿，若不把大漏勺换了，以确保节流，那么无论开多少源，都不够用。
所以李笠认为，财政管理制度应该改革了。
最好能换成类似现代政府的财政预算制度，当然，考虑到时代特点，只能是低配版的财政预算制度。
这种事得一步步来，所以需要分阶段试行，第一步，就是从自己家做起。
他在家里实行预算、决算制度，就是为了控制成本，且这制度已经先在产业经营中试用多年。
然后，在徐州生根发芽，成为州廨试行的有效财政制度。
与此同时，徐州军府的财务管理，也试行该制度，经过不断完善，预算、决算制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推广的条件。
所以，总税司的财务管理，也实行该制度。
有朝一日，时机成熟，就要在国家层面实行，目的是确保财政盈余，控制行政成本。
若一个国家的朝廷，无法有效控制行政成本，那么迟早会因为入不敷出，养不起军队、无法赈济灾民，亡于内忧外患之中。
改朝换代后，要是继续用若大漏勺的财政管理制度，那么新朝接手的，依旧是个烂摊子。
然而，想要在国家层面上大刀阔斧改革财政制度，可没有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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