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和张贵人同一天临盆，生下的都是女婴，如此一来，大行皇帝就没了子嗣。
不过，另一套方案随即启用：先帝（萧纲）第二十子、乐梁王萧大圜，虽然已经去世，但其幼子已经接入皇宫，过继给先帝（萧大器），以大行皇帝弟弟的身份，继位。
于是，空缺数月的皇位，有了主人，却是一位幼帝。
新君，为太后嗣子，所以太后依旧是太后，大行皇帝的皇后，为新君寡嫂，封为“敬明皇后”。
因为新君年幼，朝政，依旧由丞相总揽。
一眨眼，已经入冬，总揽朝政的李笠，本该很忙，但实际上却没那么忙。
因为大部分事务全都交给佐官处理，所以他只需要抓重点。
午后，在丞相府官署处理公务的李笠，与丞相府长史张铤交谈，而张铤现在说的，是一件往事。
宋、齐换代，齐帝萧道成打算励精图治，于是理所当然想要“检籍”（清查户籍），以增加赋税，增加国库收入。
此时的户籍，因为管理不善，多有庶族地主乃至商贾贿赂郡县官吏篡改自家户籍。
使自己家在户籍上被列为士族，亦或是祖上有军功，以此享受各种特权，不缴纳赋税、不服劳役。
并且隐瞒田产，家中人丁数。
针对这种情况，朝廷置版籍官，查处户籍不实者。
凡是虚报、伪报或篡改自家户籍的家庭，一律从户籍登记上剔除，此即为“却籍”。
查出的“却籍”者，全家充军流放边地。
萧道成在位没几年便去世，萧赜即位后，继续推行“检籍”。
随着这项政策的持续实施，郡县官吏在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偏移”，酿成越来越多的“冤假错案”，三吴地区的反抗情绪愈发高涨，后来便出事了：
永明四年初，会稽地区有个叫做唐寓之的人，利用会稽太守王敬入京的机会，聚众起事，首先攻下富阳。
随后，被却籍者纷纷参加，有数万之众。
却籍的民户，大都是北来侨民，他们的户籍本为白籍，因此暴乱者被称为“白贼”。
唐寓之又攻下桐庐，进占钱唐、盐官、诸暨、余杭等县，并在钱唐称帝，置太子，改国号为吴，建元兴平。
唐寓之还派兵进攻东阳郡，杀东阳太守萧崇之，并进攻山阴。
齐帝萧赜收到急报后，立刻调集兵马平叛，官军一击就将叛军主力击溃，唐寓之兵败身亡。
此次变乱很快平息，但是，三吴地区对于“检籍”的反抗情绪依旧持续高涨，“水”继续沸腾，唐寓之之乱，只是开始。
眼见着局势慢慢失控，萧赜不得不宣布停止“检籍”，让户籍回到宋末状态，之前被却籍流放的人悉数返回原籍。
于是，那些篡改户籍的庶族地主以及商贾，重新获得如士族一样的特权。
中枢（皇帝）则颜面扫地。
张铤总结：唐寓之之乱，明面上看，是在“检籍”过程中，被贪官污吏逼得走投无路的一群人揭竿造反。
实际上，是各地庶族地主对“检籍”的反抗情绪，酿成了这场变乱。
萧赜手上有兵马，可以镇压这样规模的叛乱，也不介意再镇压个几次。
但是，当民情激愤到一定程度，爆发的叛乱规模必然远超唐寓之之乱，这可是会动摇王朝根基的。
所以，萧赜选择退让，息事宁人，检籍不了了之。
张铤今日说起“唐寓之之乱”，是想提醒李笠，等“检寺”结束后，开始向地主们征粮、征税时，可能面临什么局面。
若以为只要干掉几个敢出头的就能万事大吉，那可就麻烦了。
地主们没一个愿意老实交税（田租）、交出隐户的，无论士、庶都是如此。
小地主实力不够无法硬扛，心里有不满，也只是在家发发牢骚，大、中地主们心里不满，自己不会跳出来，却会撺掇别人跳出来。
真要是那样，可不妙。
三吴各地，乃至全国各地，隔三差五就冒出几个反贼搞事，四处流窜，袭扰郡县，官军四处平叛，只会疲于奔命。
兵马频繁调动，必然大幅增加开支，而时不时爆发的叛乱，会影响当地百姓生活，以及农业生产。
譬如某地，春天时爆发叛乱，即便官军很快将其平定，可百姓误了农时，一年的收成就会大受影响。
若叛乱爆发在秋天，影响也不小。
而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各郡县又要加强兵力驻守，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所以，张铤认为，在之后开始的“检籍”之中，存粹使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软硬兼施。
也就是打一棍，给一个甜枣，
所谓的“甜枣”，就是给庶族（寒族）以相对公正的入仕当官途径，只要保障这一点，庶族（寒族）地主们，会合作的。
行府兵制，让寒族子弟有机会以军功入仕，算是一个办法，但江南的地主未必愿意子弟从军，凭军功入仕。
因为打仗会死人的，不是哪个父母都舍得让自己的儿子上战场，也不是每个追逐功名的人，有勇气上阵杀敌。
尤其对于那些清高的读书人来说，从军就是“犯贱”。
张铤给的办法，是“吏转官”，实行另类的吏选（这里的吏指的就是吏，而不是官）：
通过考核，将三吴地区一些确实有真才实学的郡县吏员，进一步提拔，为官（流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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