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爆发的匪乱，若不是它严重冲击了东北自治政|府的政权，并与日本对中东路的占有政策遥相呼应，倒有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意。
京剧《沙家浜》里有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从清末到解放前，东北匪患严重，草头王比比皆是。不过，东北的土匪有个特殊的称号：红胡子。
根据史料记载，东北的红胡子起源于清咸丰年间，到正史上解放前红胡子被消灭，其存在的时间将近一个世纪。乱世之中，多数红胡子走的是强盗行径，也有效仿梁山好汉取侠义之盗的。不过，随着时局的变化，红胡子也一度成为各方势力利用的对象。
哥萨克在红胡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带路党”联合红胡子，抢了沙俄不少的财物。日军间谍也曾想利用红胡子袭扰俄军，但出钱出枪之后，却被红胡子放了“鸽子”。
土匪就是土匪，为何要称之为“红胡子”呢？红胡子的基本构成是汉人，从人种学上说，他们本不会长出红色的胡须，然而，红胡子一说从何而来？
俄国学者穆罗夫于1901年发表游记《远东的人与风俗》，他在书中说：“地方之好汉，好以红色之绳穗装饰其武器。瞄准时，将绳穗衔于齿间，以免碍事。远望，枪手仿佛长着红色胡须。”不过，美国比林斯利教授却持另外的观点，他在1988年发表著作《民初社会中的土匪形象》。书中指出：“中国东北之盗匪，初期为遮人耳目，使用染红的中国传统京剧之髯口作伪装。”
红胡子的起因甚为复杂，应该与中国十七世纪时的政策有关。根据《辽东招民开垦条例》，1644至1667年间，山东百姓移民满洲者甚多，辽东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河北及河南百姓迁至鞍山、辽阳和营口，而山东百姓迁至了大连和丹东。前来关东的移民，大多自主觅地耕作，不受法律保护，朝廷对其生存状况也不闻不问，采取听之任之，自生自灭的态度。时光流逝，不少闯关东者，生活穷困潦倒，难以为继。
俄罗斯汉学家比丘林在其著作《中华帝国之统计录》中写道，满洲移民中，有内地因罪获刑者，被遣送或驱逐满洲。此类人群，毫无疑问，将威胁满洲治安。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帕诺称黑龙江依兰是罪恶之城，堪称“索多玛第二”。英国作家格拉哈姆于1886年访问齐齐哈尔，称所到之处，匪患肆虐，他说，此城堪比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博特尼湾，好一个非法移民和苦役犯的天堂。
当时满洲地区警力匮乏，治安混乱，加上关内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大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列强干涉，步步紧逼……这些都催生了民间匪盗红胡子。1878年之后，清朝取消满洲移民禁令，移民激增，红胡子也猖獗起来。尤其是关外的八旗军奉调入关，前往清剿太平军。此时，关外驻兵骤减，防卫空虚，红胡子的队伍更是趁机壮大。
由于东北一直被满清视为“龙兴”之地，禁止汉人入关耕种，二百年来，发展极慢。近代又相继被日、俄视为鱼肉，多方人员混杂，形成诸多势力。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明的暗的纷争迭起，政权几易其手，导致地方官员盘剥生利、不顾民生。久而久之，民不聊生，便生盗匪之心。因为地方辽阔、山深林密，短期内很难剿灭。而民匪不分，时而为民，时而为匪，又增加了根除的难度。而且日俄势力遍布全境，土匪、特务、汉奸纷杂，更增加了变数。
有传言说，逃出生天的高士傧摇身一变，成为盘踞吉林东南一带有名的土匪头子。他手中还有百十人的卫队连，有着多年军旅生涯所熏陶出来的战斗经验，对于做土匪尤有心得。原本他就与这一带的土匪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现在只要振臂一呼，响者云集。
日本人在为中东路绞尽脑汁之时，果断找到他，并给他经费和枪支，让他作为大哥带动一批人起来扰乱治安。日本人许诺，如果事成，将扶持其为吉林地方军政长官。在国家孱弱的当口，中|央政|府会考虑这个“建议”的。
当是时，张作霖仅控制了奉天省大部分富饶区域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大中城市，在张汉卿准备将其作为后院的那些偏远地方，匪患迭起，很多地方都成了“胡子”（土匪）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在东北，仅人数在数百人以上的有名的“胡子”头就有百十余名。当时的东北，全境内共计有154个县，其中有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真正被奉系占据的还不到50个县，且还经常处在“胡子”的威胁下。
土改在奉天相对比较顺利，这里是张作霖盘踞多年的地方，人口稠密，经济也相对较发达，驻军也多，因此除偶尔冒出些许不成器的毛贼，好几年间还是很平静的。
但是吉林、黑龙江的情况很不同。民国时期，吉林的面积远比现代地理上来得大，此时还有22个县未划归黑省管辖，而黑龙江也有一块地方属于东省特别区的范畴。吉林是地大兵少，自然很多地方顾不到，黑龙江是各方势力参差，管理混乱。张作霖刚刚接手两省，手还没来得及触向偏远地方，这些不安的家伙就给了他下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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