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是人类开拓自然必须面对的一个首要强大的敌人。
曾经被后世誉为中国首要富庶之地的江南，在秦汉之时，其实标准的偏僻地区。而湖南、两广之地，哪怕到了宋代，也依旧是贬官之处。因为，不管是秦汉还是宋代，湖南相当多地区的开发都是十分落后。其中，开发最困难之处就是瘴气。
瘴气挺起来像是毒气，其实更简单的来说，就是各种微生物聚集之处，极容易引发人类疾病。
在各种各样的疾病之中，尤其以疟疾最为恐怖。
在历史的长河里，如果要说蹂躏时间最长的疾病，自然可以将疟疾名列榜首，毫无异议。
汉武帝征伐闽越时，“瘴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东汉马援率八千汉军，南征交趾，“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哪怕到了乾隆年间，也有数度进击缅甸都因疟疾欢而受挫，有时竟会“及至未战，士卒死者十已七八”。
当然，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中国人对于疟疾无可奈何，苏美尔人也认为这是瘟疫之神的武器，故印度人也称呼疟疾为疾病之王。
亚历山大大帝、第一次攻占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的蛮族西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大诗人但丁，这些历史上星光璀璨的名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死于疟疾。
开发台湾，疟疾同样是无可绕开的一个恐怖魔王。
因为这个魔王，台湾上已经死去了上万移民。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让人忍不住眼泪纵横。
他们虽然因此获得了远比在福建更加广阔的土地，却永久的失去了生命。
逝者已去，不可追回。
但生者还要继续生活，面对生活的艰辛。
林鸿飞作为林氏族长，可不是一个作威作福的人物。他很清楚，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深切影响身后上千族人的命运。
他必须考虑好如何才能让留在台湾的其他移民不被疟疾感染，要追寻极低几率里，患了疟疾以后的病患是否还能继续活下去，挨到病愈的那一天。
如果说，在往日。
在六年前，在没有一个朱慈烺的时空里。
这些来自福建等地的大陆移民注定会发现，他们的期望只是一场空。对岸的大陆自顾不暇，哪里还会管一些逃民的死活呢？无论是南明政府还是清朝官员，都不会考虑对抗疟疾这种问题。
但这里是一个崭新的大明。
陆军医院这样专业性的国立大医院带动了一大批公立医院的出现，也促成了医学的科学化，促成了中医的传承与进一步发展。
在这样各种各样因素的综合之下，一个可喜的结果出现了。
医学在中国，有了极大的发展。
尤其是在希望公司与远征公司的推动之下，陆军医院派遣了大规模的医生援助团进入台湾。
因为更专业的医生支援，移民们找到了防疫疟疾的办法。他们排空沼泽，采购蚊帐，大搞驱蚊措施，让疟疾感染率大幅度下降。连带着其他各种各样因病身死之人也大大降低减少。
不仅如此，希望公司显然也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以恳请陆军医院研发出有效的疟疾治疗药物。
对于这样一个研发项目，陆军医院十分感兴趣。
虽然而今安南一地并不需要大明出兵征伐，但若是真打仗起来，就必然要面对深入热带山林的地方。这个时候，疟疾药物的研发就显得十分必要。
于公于私，陆军医院都有必要卖力干活。而负责此事的，赫然就是陆军医院里赫赫有名的天才医生，孔洛灵。
事实上，孔洛灵也的确不负众人希望，也很快地在大明二八零年的九月将药物研发完毕，最后以最短的时间里在五天后就运送出海，开始前往台湾。
大明并不缺乏这方面的研发能力。
在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明确记载了植物常山有治疟的功效。后世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也是受到《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
所以，中医对于疟疾虽然并无后世那样立竿见影的有效手段。但要说完全束手无策也不尽然。
这一回，陆军医院孔洛灵开发的也就是后来乾隆年间研发的“柴胡截疟饮”该方以小柴胡汤和解表里，导邪外出；常山、槟榔祛邪截疟；配合乌梅生津和胃，以减轻常山致吐的副作用。
而针对寒多热少的寒虐，孔洛灵则是寻求故纸堆，从《伤寒论》里找出了柴胡桂姜汤。方子以柴胡、黄芩和解表里，桂枝、干姜、甘草温阳达邪，天花粉、牡蛎散结软坚，可加蜀漆或常山祛邪截疟。
此外，陆军医院也准备了大量的“何人饮”、“达原饮”、“截疟散”等药方。
在这样完备的准备下，不仅是台湾移民们嗷嗷待哺，就是陆军医院上下也跃跃欲试，期待着这一场在医学领域里的战争。
但是，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西班牙人出现了。
不仅如此，荷兰人、英国人，三个国家的战舰都开始频繁出现在台湾海峡、东海各地。而他们的目的，赫然就是要断绝台湾与外地的联系。
为此，运送着救治疟疾药物的船只也就这么被掳走，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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