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七月下，还有不到半个月，便该秋闱了。
各府的士子纷纷涌入杭州，省城内的客栈旅店，纷纷涨价几倍，却仍然无论近远贵贱，一概爆满。就这样，还有许多考生要借宿在民居内，当然价钱只贵不贱。
这时候走在街上，满眼都是戴方巾，穿直裰的读书人，要是不会说官话，话里不带‘之乎者也’，你都不好意思开口说话。一时间满城拽文，酸气熏天，吃饺子都不用醋哉。
这时候举行的文会，规模自然大了很多，也有一些曾经取得极高名次的老前辈，会应巡抚、提学之邀，来登台授课，听课士子竟达前人之多，蔚为壮观。
当然这不是讲什么微言大义的时候，这种文会实际上是那些过来人，向考生传授经验的场所。从该如何准备赴考，到应试时的心得经验，都是深受考生欢迎的话题。
关于考试内容的讨论，自然是文会的重中之重。较之于童生试和岁考、科考，乡试的试题量和考试科目都大有拓展，许多第一次参加乡试的考生，往往不能适应其考试强度，身心崩溃，自此神神叨叨，终身再无中式希望。
所以考前一定要对考试的科目与形式充分了解，并做好完全的准备。其考试持续九天，共分三场，每场三天。其中八月初九日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
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五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要是答不完，允许各减一道，但也别指望会有好名次了。
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诰、表、内、科一道。
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许减二道。
很显然，第一场四书五经，是为了测试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及认识程度。第二场是为了考察生员判别是非，撰写各种公文行政的能力。第三场，是为了考察生员们在古今政事方面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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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考试内容及规定，从洪武十七年复开科，便一直沿用至今。如果考官能严格对待三场的试卷，全面考察生员，无疑选拔出的举人，大都是有文化、有见识、有能力的行政人才。为了避免选出徒具文采之徒，太祖皇帝还将唐宋都十分重视的‘试帖诗’取消，明确亏定只靠应用文，不考诗词歌赋，可见太祖皇帝和刘伯温制定科举细则时，确实是想为国家选出真正的实用之才。
但可惜的是，在实际阅卷过程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乡试阅卷是出了名的时间短，任务重，神人也不能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
大明律规定，从八月十二头场试毕，便由主考官掣房签分卷，然后各房开始分头阅卷。而录取放榜的时间，不得晚于八月底，距开始阅卷时间不过十来日。再扣除中间酒席谈笑，真正阅卷时间不过三四日。
再加上两位主考官并不直接批卷，他们只是为六位同考官推荐上来的试卷把关，决定取与不取。所以全部的阅卷任务，都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这在明初还勉强可以胜任，因为经过多年的战乱，人口锐减，读书人更少，比如说洪武四年，只有一千二百余人应浙江乡试，而时至今日，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四千余人。
而且阅卷的工作量，不仅由试卷的数量决定，还需要看试卷的答题量。生平均在第一场要答两千两百多字，第二场三千五，第三场三千多字，三场共计近万字。
四千多万字的阅卷重任，全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且对于这些试卷，他们必须做到字斟句酌，绝对不能像童生试与科考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的批完了事。
因为乡试是国家的抡才大典，取中的举人便有资格做官了，其重要性便是提到国家兴亡的程度也不为过。所以为了保证阅卷质量，在公布录取名单之后，各省还需将取中举人的试卷解送到礼部复查考卷，这个步骤叫做‘磨勘’。
‘磨勘’一般由礼部会同翰林院完成，那些清贵无聊的官员们，会审阅每一份试卷，检查考官在阅卷过程中是否舞弊，以及考官阅卷是否认真，比如试卷中有错别字，语句不通等等问题，同考官是否标明了。对于同考官阅卷过程中的错漏，一经磨勘查出，都必须进行严厉的处罚。按照规定，同考官阅卷过程中，没有通篇‘句读’的，会有降一级的处罚，如果同考官‘句读’有误，则会罚俸一年。情节严重的，还会降几级，罚数年俸。那些同考官本就是些六七品的小官，谁能受得了？
在‘句读’上做文章，来让同考官们好生阅卷，这主意简直变态到极点了。因为这时候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的，同考官阅卷时，必须仔细读过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句话，否则根本无法断句圈点。
所以阅卷者根本不可能一目十行，他们必须逐字逐句的阅过，不仅要注意文字通顺与否，还要给每份试卷写评语，并陈述是否荐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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