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进入讲堂，主要人物按主客、按长序分东西两侧坐于讲台蒲团之上，听讲者则盘膝坐于台下，先由礼赞领诵门派经典一段，然后当值者点起线香，众人静坐默思。待线香燃尽后，方才由本日主讲人授讲，然后是自由提问解惑时间。还经常会有辩论，任何人都可登台一展雄辩之才，但前提是必须符合逻辑，若有违反，则必须缄默数场。
在后人看来，也许这其中的仪式过于繁琐，但就像皇帝要通过演练礼仪，来加强君权神授的权威一样。一个学派想要从单纯的学术交流，转变为某种政治组织，也必须要经过这种庄严的仪式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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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次主讲的孙鑨，不仅是琼林七子之一，还是‘实心学’三大奠基人之一，这些年他阐发本门经义的著述广为流传，然而却因为朝廷官员的身份，一直甚少参加讲学。现在他被削职为民，反倒成了本门的福祉，故而其讲学的消息，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告白，但江浙一带的门众还是云集而至，短短三天，就聚集了六七千人。
虽然崇正书院常年讲学不断，但也没有空间容纳这么多人，耿定向只好在琼林学派主办的《新知报》上呼吁，请南京本地的门众，将听讲的机会让给外地的同门，这才勉强解决了问题。
等大家坐定，再东西相对两揖。等当天结束前，击磬三下，东西相对一揖，再向圣像和四贤行礼，肃穆退出会场。
在琼林学派的学者中，孙鑨最反对虚谈，不仅批评王学，对程朱理学亦抨击甚厉。主张‘大抵不侈语精微，而笃实以为本。不虚谈高远，而践履以为程。’故而今日所讲的内容‘心性与事功之间是否相容’，也是紧扣自己的主旨。
之所以有这个讲题，是因为他敏锐的发现，琼林学派中的不少学者，都有些‘重实轻心’了。这固然是对心学和理学空谈心性的修正，然而却是矫枉过正了。
孙鑨提醒门众，空谈心性而忽略兵农工商等实用之学，固然会陷于空疏；但太突出实用性而缺少对心性的真切体认，亦会迷失人之为人的方向。因为心性之学本来就是探讨人的本质及如何立身处世的问题，它涉及到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思考，如果忘记了如何为人，只会成为物欲的奴隶，最终毁灭这个世界。所以要始终不懈的反观内求，慎独、戒惧，以确立内在的‘道德自我’，促进自我的完善。
当然，若只以心性之学为能事，仅仅执着于对心性的悟解而不屑于做其他实际的事务，那么心性之学无疑将会变回一种‘无用之学’，所以，心性与事功之间应是‘合则两美，离则两伤’的。
孙鑨的讲学微言大义，深入浅出，逻辑严密，听者无不深以为然。待其讲毕，便有门众发问，先是就其论题提问。过了半个时辰，问题渐渐转移到一些众人关心的热点问题。
有滁州琅琊书院的山长问道：“去岁先生在《新知报》上发表文章，说设立学校，不仅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学生请问，日后我们的书院，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此言是针对书院的未来而发。我们现在的书院，已经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学堂，更是讲经论政的场所。国家之新风，由此发轫，民族之方向，以此为指向。因此我们的书院，要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一方面要以天下为己任，教化四方，使朝廷之上，乡闾之间，渐摩濡染，莫不有奋发向上之气。”顿一下，他接着道：“从长远看，则要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来匡扶社稷。只有这样，才能使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
“多谢赐教。”那位山长坐下了，却又有人站起来问道：“先生所言，似乎与夫山先生的《明夷待访录》如出一辙，您是不是也赞同他的那些惊世骇俗的观点？”
《明夷待访录》问世不过数年，却已经得了‘海内第一奇书’的名头，其共有二十一篇，在开篇的《原君》中，便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因为皇帝自视天下之主，便将万邦五方，黎民兆亿看做自己的私产，‘其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家业之花息也。’所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自得其是也，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大逆不道之言，在二百年间是没有人敢说的，此书作者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是国民之‘敲剥者’。并理直气壮地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为主，君为客’！
在《原臣》一篇中，作者同时也提醒士大夫们，不要再做皇帝敲剥百姓的同谋帮凶，而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士大夫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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