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司徒府。
何曾的资格足够老，他的父亲何夔官做到曹魏的太仆，可以说位高权重，很牛逼的一个人物，何曾本人也是牛人，最有名的是这个人一生奢侈无度，留下过“何曾食万”的成语。
司马炎当皇帝的时间已经不短，开始时这位历史上称为晋武帝的君王还是蛮勤勉的，但时间一长，司马炎对于朝政也开始倦怠了。
与临朝议事相比，他显然更喜欢和美人嬉戏取乐。
晋国的朝政，在司马炎的放权下，逐渐转移到何曾、贾充、荀勖、杨骏、张华等重要官员的手里，这种变化在司马炎当皇帝早期不明显，到了中期后就越发的清晰。
汉建隆四年，晋泰始三年，正是司马炎这种放松心态变化的开始。
面对是否与刘渊联合，共同对付赵广，晋国重臣们的意见不一，发生争执并不出人意料之外，自从晋篡魏以来，晋国朝堂上，两个派别的内斗就一直没有停歇过。
代表着传统士大夫形象，以民生疾苦为根本的张华、裴秀、裴楷等人，与只关注皇帝司马炎的喜怒哀乐、关心自己利益得失的贾充、荀勖等人，执政理念和观点对立，相互之间也各看不惯。
以往，在司马炎的平衡之术面前，这两方纵算有些分歧，也被司马炎给化解掉了，甚至这样对峙的情形，也是司马炎很乐意看到的。
但是，当小分歧变成大矛盾时，司马炎渐渐的压不住了。
比如这一次，关系是否与匈奴联合的国策，贾、荀等人自然是倾向与刘渊结盟，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凭着与刘渊的良好关系，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
而张华、裴秀还有一向淡泊的侍中庾峻，则反对与胡虏合作，他们对诸胡势力的扩张心存警惕，特别是张华，因为有在幽州当官的经历，对胡虏为祸中原感触很深。
庾峻这个人有必要提一下，鄢陵大族出身，庾峻、庾纯兄弟都是魏晋之时名望很高的名士，也很得曹魏几代皇帝的信任，只不过，他们担任的官职没有什么实权，也晋代魏时也无甚作为。
庾氏家族后来在东晋时出了几个厉害人物，最有名的庾亮、庾文君等人，是东晋的重要门阀之一，发迹的时间比王、谢还要稍早一些。
何曾是两面都不得罪的老好人，一番劝解之后，他收拢各位重臣的意见，向司马炎作了奏报，这份奏折语气上还算中立，基本不偏向任何一方，但实际上还是隐隐的倾向于和匈奴联合。
没办法。
何曾家里开销太大了，每餐食不过万，就算他日井斗金，也抵不过大量的消耗。
赵广那里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好处拿的，刘渊这一边，文立早就带来了备好的财帛、还有田地出产，数量上让已经看到单子的何曾心喜不已。
贿赂是打开腐败缺口的钥匙。
晋国虽然刚刚成立，但实际上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开始之国。
晋朝的重臣官员们，如何曾这样的，祖上好几代都是曹魏的官员，他们继续了祖先的财富和地位，却缺少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享受了高官厚禄的舒适，却忘记了筚路蓝缕的艰辛。
——
就在文立游说洛阳之时，平阳之战进行到相峙阶段。
赵广带领着汉军与平阳守敌单征所部、洪桐刘渊的骑军小规模的战事不断。
凉州大马是一支威慑力量，用于紧急状态下的突击作用明显，用于常规的战事则有点浪费，赵广也无意在这等小冲突中消耗不到千骑的凉州铁骑。
汉军轻骑的战斗力与匈奴诸胡骑兵相比，稍显弱势，这里面装备、训练都没有什么问题，根子还是经验上的欠缺。
于是，马承、关彝的骁骑再一次被派上了洪桐战场，上一次遭遇战的失利，让骁骑营上下很没有面子，也让马、关两将憋足了劲头。
“怎么办？我们兵少，与匈奴胡虏消耗不起，我们这边损失一个，胡虏那边有三个可以补充，要是硬拼下去，只怕骁骑营这名头就要取消了？”领了军令，马承忿忿然对关彝诉苦道。
关彝也是一筹莫展，动脑子不是他的长项，不过，关家子弟在汉军中的人脉，比中途投靠刘备的马家要强了不少，关彝想不出主意，他可以求人。
关彝求到的人，是魏容。
刘、关、张桃园结义，一时传为佳话，不过，随着先辈的逝去，后代之间的感情也渐渐的发生了变化。
刘备的子孙已经贵为皇室，张飞的后代则选择了与刘禅联姻，唯有关家始终秉持了本性。
魏容的父亲魏延，其个性其实与关羽颇为相似，这一脾性也传承到了魏容这里，关彝也有几分先祖关羽的傲气，两人性情相合，自然有共同语言。
魏容在安邑呆的无趣，正好赵广带着中军回转安邑坐镇，主持“河东大开发”事宜，他遂请令往平阳前线，希冀能捞到一丁半点的功劳。
从关彝处得知骑军不利的消息，魏容脑子转了转，就想到了一个主意：挖壕。
当初在槐里、固原大战时，赵广就是凭着挖壕这一手土工作业，把骑战占有上风的匈奴搞得不上不下，想进攻过不了壕沟，想撤退又怕掉进沟壑内，结果瞻前顾后一败涂地。
现在，汉军之中，辅兵足有十五万人，这其中只要出动二、三万人，就足以在洪桐的南面挖出几道长壕来，匈奴骑兵纵算来去如风，也无法跃过深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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