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宁六年的正月刺骨寒冷。
王师范已经搬进了务本坊的一处大宅子内。宅院本是空着的，给有品级的官员住。之前住在这里的是门下侍郎张玄晏，不过他已经收拾行李辞官了。至于是不是真的辞官不做了，懂的都懂，人家去洛阳了嘛。
王师范的朝职是侍中，张玄晏理论上的上级，但他只是个检校官，不能当真。
不过住进这个宅子倒也符合身份。
正月里圣人照例给朝臣赐宴，正月十五还一起观灯，朝臣奉命做应制诗。王师范也做了两首，中规中矩，没什么亮点。
这个朝廷，他很失望！
宰相们要么心怀叵测，要么混日子，要么忙得脚不沾地，却又做不成任何事。
中下层官员整体情绪非常消极，对前途悲观失望。尤其是那些新晋官员，连俸禄都拖欠着，他们一般都是拖家带口的，连妻儿都养不活，何谈做事？
因此，你也就别怪那么多人自谋出路了。生活是现实的，它需要钱。即便你对邵树德不满，不想给他做事，那么也尽量去别的藩镇谋职，反正那些藩帅们还是很乐意聘用进士当官的，比如李克用。
王师范隔壁的邻居叫王彦昌，与张玄晏一样，都是早年投靠萧遘，为邵树德做事的进士。
爬得最高的前门下侍郎张玄晏，乾符元年（874）就中了乡贡进士，从殿中侍御史做起，后来到河陇地方上转了一圈，又入朝为官，升迁极快，当上了门下侍郎。再给他几年时间，说不定还能进政事堂，过一过宰相的瘾呢。
王彦昌是广明二年的进士，在成都考中，目前是刑部员外郎。
这些萧氏的党羽自成一体，在朝中的势力还是很盛的。
能够与他们掰掰手腕的也就封氏一党了，他们主要集中在礼部、御史台、大理寺。
当然，在朝官们看来，无论是萧党还是封党，就本质而言，都是邵党，在朝中的声音很大。虽说不至于完全控制朝堂，但确实可以极大影响朝政了。
“这破朝廷，早知道不来了，在洛阳谋个官职算了。”王师诲一脸晦气地说道：“夏王欲混一天下，对咱们这些地方上的军头，肯定是收买为主。只要想入朝，弄个官当当绝没有问题。长安的这个朝廷，我看挺不了几年了，早晚让夏兵端了。”
“根本不用端。”王师鲁围坐在火炉旁，不停地搓着手，道：“一天天被掏空，现在也就勉强维持个不散架的状态。外镇节度使也不是傻子，就这么个景况，送来的钱只会更少。如果邵贼把朝廷弄到洛阳去，我怀疑还有没有人愿意送钱。”
“送不送钱都是小事了。三司在各镇设了那么多院衙，催收榷税，几年来，不是被武夫驱逐、劫掠，就是完全收不到钱。没兵没权，节度使、刺史也懒得理你，如何收钱？”王师诲讥讽道。
其实说穿了还是个威望的问题。
朝廷没什么威望了，愿意上供的藩镇就少。设在各地的税务机构，比如在某个产茶大州专收榷茶钱的院衙，这些机构渐渐也维持不下去了，整体呈现崩坏局面，财源大量被地方截留，投入到了战争之中，以至于朝廷财政收入锐减，入不敷出。
若不是神策军被废掉了大半，少掉一笔很大的开支，这会已经没饭吃了。
“五弟，这几日你出去转得比较多，可有所得？”王师范突然问道。
“二兄，都在过年呢，所得有限。”王师鲁说道：“据我所知，现在长安谈论最多的便是夏王招募百姓至唐邓随垦荒，告示贴得到处都是，不少人很心动。”
关中人多地少，这是永恒的矛盾，很难解决。
人口最密集的长安、华州一带，一户十亩地都做不到，没有地的更是比比皆是。而随着钱粮流入的减少，曾经还能勉强活下去的长安市民也遭了大罪了。商业凋敝，没有工作，怎么办？一家老小可都等米下锅呢。
邵树德的垦荒令是打中了他们的七寸了，拿捏得恰到好处。
市民不会种地，没关系，去了慢慢学，我有耐心，先给我把地方户口充实了再说。
人在饿肚子的情况下，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
“唐镇人很少么？”王师范问道。
“少。”王师鲁说道：“讨平淮西之时，唐邓随诸州屡经战火，后来黄巢、秦宗权又在此拉丁入伍，荼毒过甚。折宗本入主唐镇后，这里又成了前线，多次被丁会突入，反复拉锯，地方已残破到了极点。去岁邵树德在耀州强迁两万户百姓，一半至唐州，一半至郑州。”
唐镇三州十七县，按照朝廷刚刚发出的诏命，已并入朔方镇——朔方远在关北，南阳能划入其中，本身就很离谱。
如果不算分批迁移过来的相卫百姓，在折宗本末期，其实就剩二十万左右的人口了。
这个藩镇是非常苦的，是与朱全忠相持那段时间南线的中坚，可想而知消耗有多大。
考虑到汉代南阳人口有百万之众，国朝最盛时也只有四十多万人，此时二十万，可想而知有多空旷了。
有一说一，国朝大力打击世家门阀，南阳人口中的隐户应该是要大大少于汉魏南北朝的，但人还这么少，以至于玄宗朝时将大量突厥、粟特、吐谷浑降人安置到南阳，给他们划分牧场，就很离谱——牧场是需要大量土地的，能在南阳划牧场，本身就说明了当地人烟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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