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通知书陆陆续续的发了下来，西堡中学门前的光荣榜，也越挂越长。
先是杨锐的全国状元和北大录取，被挂在了校门前的显要位置，接着是许静的北京师范大学和李学工的北京铁道学院。
北京铁道学院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改名北京交通大学，因为是铁道部直属的院校，又地处政治中心，所以，北京铁道学院的综合排名虽然不高，竞争却非常的激烈，不管是世代服务于铁路的家庭，还是想要成为铁老大的学生，通过北京铁道学院进入铁路系统，是最好不过的选择，可以说是铁路系统内的最好用的学历。
李学工虽然考了485分，也是在杨锐的鼓励下，才敢报考北京铁道学院，而当他顺利被提档，通知书送到李家集的时候，引起的轰动不亚于大明星出行。
乡民们不懂学校的排名，也不在乎学校的综合实力或者科研实力，对大部分人来说，知道李学工未来会成为铁老大中的一员，就足够羡慕嫉妒恨了。
而且，与主要面向铁路职工子女的社会招工不同，当李学工毕业分配到铁路系统的时候，他是带着干部指标下去的，不仅可以坐办公室，而且比别人省去了列车员、副列车长、列车长、副车队长、车队长等等漫长的基层台阶。对铁路人来说，这就是标准的少奋斗二十年。
中国人或许不懂学术，或许不懂教育制度，但说到官场晋升种种，不懂装懂的比懂的多，懂的比不懂的多。
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重量，可以被放在各种天平上称量。
第四个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是黄仁，作为鸿睿班的常务负责人，黄仁做了许多的庶务，但也因此得到了杨锐的额外照顾，借着较好的英语水平，黄仁抢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名额。
这自然也是赚到了。同样是重点大学，语言类大学对英语分数做了额外设线，并加考听力和对话。如果总分达到，英语成绩不能达到，依然会滑档。而河东省的英语水平普遍落后，学生们有的不敢报，有的是报了考不上，由于英语成绩是瓶颈，外语类专业的录取总分不得不比同档次大学低30分左右。
但是，这样的好事也就是85年以前才有，再过两年，新一代的学生们成长起来以后，学满4年乃至6年的全日制普通中学生多起来的时候，这种好事就不再了。
刘珊与何成紧随其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并将自己的大名以红榜的方式，张贴在了西堡中学门前。
刘珊：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何成：北京化工学院（化学与应用化学专业）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到明后年就会改变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一攀升为中国最难考的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同样是重点本科院校，同样会在接下来的两年改名叫北京化工大学。
虽然性价比远逊于对外经贸大学，不过，因为何成给杨锐做了长时间的实验室助手，北京化工学院却是他明确喜欢的大学，能够做到这一点，分数和大学的性价比其实就没那么重要了。
对中国的中学生来说，他们在进入大学以前，很少有时间去了解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报考大学自然只能片面的参考就业分配和分数等场外因素。
而少数有机会培养兴趣爱好的学生，反而省去了许多纠结。
像是何成，他的目标就是北京和化工这两项要求，为此，达到重点线的他，甚至从第二志愿开始报考了普通本科，而没有将河东大学放做自己的保底项，这样做，显然是因为他没有将留在河东当做胜利。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实验室工作，何成已经彻底喜欢上了化学，而跟随杨锐，更是优先级高于化学的选项——就何成的角度来说，如果能继续给杨锐做实验助手，那即使被迫学“生物”，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拿到北京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何成已经欢喜疯了。
紧接着他们的是苏毅和王国华的。
估分比重点线还低两分的苏毅同学，毅然冒险选择了北京工业大学，最终的实际分数比重点线高了一分，由此跳线成功，算是捡漏了一把。
因为“工业”二字在80年代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很多学生都会为这两个字付出额外的溢价，再加上北京二字所带来的分数增幅，使得充其量为知名大学的北京工业大学，分数一度飙到名牌大学的高度。
不过，月满则亏，到了83年，由于许多学生估分失误，预测分数线错误，北京工业大学在河东省的分数线一落千丈，提档线几乎与重点线平齐。苏毅在杨锐的说明下，选择了服从调剂和服从分配以后，以不成功就成仁的心态填报了北方工业大学，成功被提档后，被调剂到了少有人报的环境与能源系，专业为《环境工程》，也就是面向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和烟气处理厂的专业。
这样的专业自然是极不好的，不过，要以濒临重点线的分数考一所北京的重点高校，没有点放弃精神是不可能的。好在80年代的大学生金贵，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更金贵，等苏毅毕业分配的时候，更大的可能是进入政府部门，如市政园林环保局都有可能，即使不慎跌落到三废厂，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方面，这个年代的大学生爬坑容易，另一方面，就是三废厂除了工作环境不好，待遇并不差，后世的名校硕士生或者普通学校的博士生，想找这样一份工作还得托人塞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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