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开的大会，还是仿照老规矩，在主席台上弄了一排桌子，铺上大白布，一桌摆一束假花，就插个玻璃瓶里，旁边再放个有名字的牌子。
现在全国的会议都是这么一个模式，也不知道是哪位领导发明的，反正没版权，大家就随便用吧。
这么一用就是几十年，到有了电视机的80年代，你走遍全国，估计已经找不出其他形制的会议厅布置方案了，想想由此省下来的数以百万计的设计师，将他们全部派出去搬砖，不知道又要创造多少社会价值。日复一日的积累下来，可以说，全中国的小水电，都是没有成为设计师的搬砖工用瘦弱的肩膀和细嫩的手臂修筑的。
GMP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们互相谦让一番，依序走上台，坐在了各自的名字后面。
GMP筹备委员会和GMP委员会一字之差，区别还是蛮大的。简单的说，GMP筹备委员会是挑选GMP委员会的机构，但它们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上下级的关系，GMP筹备委员会负责挑选提名，得到提名的这些个人呢，则会先组织一个叫做预备会议的东西，大家再投票，将互相觉得不靠谱的人给选下去。
这么一说，其实又像是上下级了。筹备委员会就像是上级政府，他们把提名给整出来，还多整几个，算是差额选举的模样。接下来，预备会议就是要大家演一场好戏，将预定的陪跑队员给选出去，由此彰显民主。
然而，制度的威力是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利用制度的并不一定是因制度而失意的人，那些想要攫取更大权力的人，往往也会利用制度。
蒋同化就绝对不会放过眼前的机会。
他是混卫生系统圈子的，这是一个大圈子，资源丰盛的像是非洲大陆一样。首先，全国的医院都可以看做是这个系统内的资源，虽然地方政府总是共享资源，但剩下的资源也足够多了。除了医院以外，各地的药厂也免不了卫生部的业务指导，就像是现在的GMP，它是药品质量生产管理规范，一旦实施，药厂不符合要求的，即使地方政府再支持，他们也只能来京跑部寻求解决方案。而与学者们密切相关的研究所和学校，受到卫生部的控制就更严密了，卫生部目前拥有12所高校，其中不仅包括了著名的协和医科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还有两所中字头的重点：中国医科大学和中国药科大学，再往后算，具有地理优势的北京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还有同济医科大学的油水也很丰厚，中山医科大学的位置也不算太差……
总的说来，蒋同化太想徜徉在这个圈子里了。
不过，越大的圈子背景就越复杂，蒋同化最近十年能发起来，就是因为自己的好师弟梁策。
梁策家里世代行医，专治跌打损伤，疑难病症——当然，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祖父辈就给领导裹伤口了。
到现在，梁策中西医兼修，堪称梁家的栋梁和未来，蒋同化也跟着落了不少好。
80年代本来就重文凭，博士文凭更是稀缺，蒋同化和梁策能混到今天的一步，也等于是上了高速公路。
但高速公路也得有休息站啊，一路狂奔爽归爽了，总有后劲不足缺油瞌睡的时间。
在蒋同化看来，这个药品质量生产管理规范委员会，就是个再好不过的将养之处，在这里熬几年资历，再一飞冲天都能行。
所以，早几年传出要修药品管理法规的时候，蒋同化就开始做准备了，他进GMP委员会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虽然称不上是水到渠成，也是符合条件的。
可他的师弟梁策同学就不行了。
梁策是典型的高干子弟，脑袋聪明，有点本事，但目标之大，永远都配得上好高骛远四个字。一模一样的普通人，这样混到二三十岁，该倒霉的也就倒霉的差不多了，可高干子弟的核心就在于自我实现和自我预言，人家好高骛远归好高骛远，目标总能实现。
实现的办法，自然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了。
什么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天上掉馅饼，地上牛排跑，人人热情自带护膝。
最重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要表现的自然而然，既然达成目标，又不能让主上失去兴趣失去存在感。
这就好像上床的时候想省点劲，身边的大太监要是主动跑上去推屁股，那就是找死。一名优秀的大太监，此时要么找个胸大腰细的丫头去帮忙推屁股，要么就赶紧去弄一台逍遥椅回来。
杨锐就是蒋同化选中的逍遥椅了。
只要将杨锐选下去，不仅为梁策上台找到了理由，而且充满情趣。
在随后发下来的意见表上，蒋同化用钢笔重重的划在了不同意一栏，然后在后方的空白处，写上了两个字：杨锐。
意见表都是要实名递交的，蒋同化也不怕被人看到，待墨迹稍干，就拿起来用手指弹了弹，不屑的看向主席台上的蔡教授和伍洪波，暗道：卫生系统不是生物圈子，你们的手也伸太长了。
他的动作很大，以至于旁边的人都注意到了上面大大的叉号。
这样的投票没有太多的限制，右边瞄到票的研究员，不由的多看了蒋同化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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