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如梅诞下一女，正在坐月子，柳如是也即将临盆。
此时此刻，柳如是挺着肚子在晒太阳，费如兰拉着袖摆在花园里研墨。
赵瀚提笔写下墨宝，三张匾额的题字：南昌大学、长沙大学、广州大学。
这是明年即将开办的三所大学，礼部（政治兼教育部）已经讨论确认。因为这三个省，是赵瀚最早的地盘，基础教育推广多年，具备兴建大学的生源条件。
至于江苏、浙江、安徽和福建，大臣们商议之后，觉得可以再缓一两年。
主要还是朝堂和民间，因为大学选址问题，已经打出了狗脑子。
浙江那边，文官和士子争论的焦点，是把大学办在杭州还是绍兴。按理说应该办在杭州，但绍兴出的大儒实在太多，此时有分量的官员和士子也多绍兴籍。
如果说浙江还属于正常争议，那安徽和江苏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徽商们强烈要求在徽州办大学，不要朝廷出一分钱，他们集资修建大学都行，把学校无偿捐献给国家。桐城等地的士子很多，而且影响力非常大，他们建议把大学办在安庆。还有许多在朝官员，认为大学可以办在庐州。
三股势力，各有渠道，疯狂在赵瀚面前进言。
一直在研究物理的方以智，都不可避免的卷进去，旁敲侧击的建议把大学办在安庆。
至于江苏，徽商和赣商建议创办扬州大学，江南士子一致倡议创办苏州大学。双方互相攻击，一方说扬州充满了铜臭味，一方说苏州乃是妖孽之地。
写完三所大学的御赐校名，赵瀚把墨宝交给女官，拿去礼部那边传回各地。
赵瀚搁下毛笔，好笑道：“办个大学，地方士子便争执不休，他们又怎能齐心合力反对文庙之事？群臣多虑了。”
柳如是说道：“陛下把朱子和阳明公请进文庙，自是有深意的，读书人闹不起来。”
“哈哈，柳君知我。”赵瀚大笑。
明朝读书人，不管承认与否，都是朱熹的徒子徒孙。王阳明的心学传人，也在江南数不胜数。
把这二人列为文庙七十二贤，瞬间就将天下士子分化，必然获得大量的支持者。
赵瀚保留了孔孟，甚至保留了颜曾，至于孔子的其他门徒，跟当今读书人有啥关系？你在街上随便找个前朝秀才，让他背诵孔门七十二贤的名字，他能背出一半来就算是博学之才。
相反，朱熹和王阳明大名鼎鼎，门徒拥趸遍布天下，这些人都是赵瀚政策的潜在支持者。
即便赵瀚用膝盖思考，都能料到舆论走向，官民争论的焦点，必将从是否更改文庙祀位，转变成究竟该更换哪些贤哲。
短短几天时间，已经有官员递上第一批名单。
除了赵瀚所说的那几个，有人还建议增加司马光、包拯、于谦、海瑞、张居正等等。
至于王安石，一直到清末都评价不高，就算有人出言赞颂，也只是夸奖王安石的私德高尚。
对王安石的全面认可，是在民国开始大流行的。
老蒋甚至自比王安石，还让全国进行大讨论。当时各级政府官员，都要召开相关研讨会，请来知名学者搞“王安石变法讲座”，大小官员必须写文章，把王安石变法跟老蒋改革结合论述。
老蒋一辈子推崇三人，即：王安石、王阳明和曾国藩。
可惜，他只活成了曾国藩，在日记方面尤其的一脉相承。
清末和民国的名人日记，很多都属于理学遗毒。
在文字狱的加持下，满清彻底阉割理学，理学思想已然全面倒退。
读书人主动剥除理学的务实内容，又特别吸收心学的空谈虚妄，读书人纷纷追求“修身悟道”。他们一边贪赃枉法，一边以道学家自居，喜欢写日记彼此交流修身心得。有官员为了表现自己坦诚，甚至在日记里记述：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
这种日记，大公无私，道貌岸然，都是专门写来给别人看的。
日记里的曾国藩是圣人，现实中的曾国藩……呵呵。
在赵瀚这里，没有文字狱，反而鼓励百家争鸣，如今已诞生诸多学派。
其中，庐陵派、金陵派、含珠派，被统称为“大同学派”。
庐陵县之前一直是赵瀚的统治核心，铅山含珠书院又是赵瀚曾经读书的地方，这两地迅速风行大同理论学说。南京又是首都之地，大同理论也极为强势。
三地同属大同学派，但各有侧重点。含珠派主要用传统理学阐述大同，庐陵派掺杂心学与理学，金陵派则是博采众长。
顾杲在无锡集资重建东林书院，东林派宣告复兴。
死灰复燃的东林派，已然调整学术思想。主旨虽然还是“读书、讲学、爱国”，但加入一些大同思想，同时强调“相忍谋国、切忌党争、理学为本、实学当兴”，东林士子开始主动研究天文、地理、数学、物理、水利等学科——他们以前就有涉猎。
桐城派也宣告诞生，融合理学、心学，又在方以智的倡导下，对自然科学进行探究。
金陵大学的教授王之良、妇科圣手傅山，在南京联合创建“关学派”。横渠四句、大同理论，又吸纳朱熹、王阳明的学说，形成一套颇为另类的新关学。
刘宗周拉着一票浙江人，在绍兴创建“山阴派”。这一派属于全新的心学，同时吸纳程朱理学，强调“慎独”修身，持身以正而匡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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