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一此番决心颇大。
做任何事都要未雨绸缪。
辽东的未来已经可期。
只是将来这辽东是谁之天下，却是张静一一直犹豫的问题。
经历过明末乱世之人，大抵都会产生两种价值感。
一种是人命如草芥，放眼看着四处的杀戮，见这血流千里，便滋生出了麻木之心。
既然人命不值钱，既然别人的锥心之痛本是理所当然，那么自是宁教天下人负我，不教我负天下人。
因而，乱世盛产的多为枭雄之辈，他们的血早就凉了，心也早就刚如坚冰，他们尔虞我诈，谋算一切，一切都以自我的利益为最终的考量。
正因为如此，天灾之后，总是人祸，人祸的根源，恰为这些一切以自己利益为准绳之人。
却殊不知，历朝历代，这般的枭雄，又有几人可以善终，就如当初第一个提出皇帝者兵强马壮者也之人一般，当他手握大权之时，耀武扬威，固然可以不可一世，他可以大开杀戒，可以将皇帝如猪狗一般的揪出来，随意屠杀为乐的时候，想来一定想不到，这世上终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兵强马壮之人，将他和他的子孙揪出来，而后碎尸万段。
所以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
历史上，曾出现许多的圣贤，这些圣贤四处奔走，推行自己的主张，某种程度，就是希望建立一套秩序，遏制前者，因而，乱世出枭雄，往往也出圣贤。
诚如当初孔子礼崩乐坏之后的感慨，继而希望根据周公的礼法，推行出一套新的礼制，让人们不去通过兵强马壮的杀戮来决定高低，而是妄图建立一套礼制来决定人的高低。
其实孔子这一套，在当下而言，确实可笑，不但不切实际，而且在后世儒家弟子们攫取利益之后，早将他的理论歪曲了。
可不得不说，在他那个时代，在那群雄并起，诸侯们耀武扬威，人命如草芥的时候，孔子提出的礼制，绝对称得上是圣贤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一些巨商已开始出现，这些巨商与枭雄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同样都是利益最大化，同样都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如果修改一个律令可以令他们得利，他们就会修改律令，如果践踏一个律令可以使他们牟利，他们也定会在所不惜。
这无关人的道德，而在于当你成为了巨商，那么你的立场和思维方式，其实就已经和芸芸众生不同了。
换一个角度来说，若没有这样手段，没有这样的狠辣，又如何能够在商人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巨商？
同样一个买卖，你稍有仁慈，你的收益就会比其他的同行少。
可问题在于，商业竞争的本质不是你赚多他赚少的问题，商业竞争最终走向的就是本身就是大鱼吃小鱼的游戏，你赚的少，意味着你承担风险的能力会减弱，任何一次市场的动荡，那么你的仁慈便会教你破产，沦为贫民。
这其实就和关内的地主一样，真正肯行善，舍不得下力气压榨的，就意味着在土地的收益减少，你囤的粮食不够多，平常的年景倒也还好，可是一次天灾来临，别人的粮多，会在天灾时趁机大肆兼并，会囤货居奇，大赚特赚，而你却因为粮少，收益暴跌，甚至不得不卖田卖地来度过危机。
因而，巨贾对于这个时代而言，道德上绝不可能比士绅要高明多少，甚至张静一觉得，商贾的道德水平可能比士绅要低得多，士绅好歹还会顾念一些乡情，好歹还读一些假道学的书，可商贾奉行的却是真小人的理论，是赤裸裸的攫取利益。
之所以张静一依旧还依赖这些商贾，只是因为当下工商生产力更高，生产方式更为先进而已。
只是不能就此放任下去，因为一旦无节制的放任，后果也极为可怕。
既如此，那么就必须得有一个政治实体对其进行平衡。
一个单纯的组织是不牢靠的，必须这个组织之中，容纳了东林军、锦衣卫还有文吏系统，并且在这组织上，建立一套新的‘礼法’。
当然，在将来，这个组织可能会有人被腐蚀，也可能有人会和商贾同流合污。
可是……这样的组织也会天然与巨商群体产生一个巨大的矛盾，那就是，这未来的天下，到底是谁说了算的问题。
张静一要的是有一个群体驾驭巨商，这就足够了。
而且当下，这个组织的主要发展人群来源于文吏和军校，以及锦衣卫。
在辽东，这三个来源，都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无论是文吏的招考还是军校的招考，这都意味着，至少绝大多数发展人群，出身终究还是寻常的普通子弟。
只有这些子弟们，才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热衷于考试，从而在辽东牟得可能只是军中的小骨干，或是普通的文吏、司吏，又或者是辽东锦衣卫某个緹骑和校尉的小职位。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未来会是同学会中的一员，一个人可能没有力量，可是千千万万这样的人组成的同学会，他们的利益诉求，就定然不会是商贾群体那般只以牟利为宗旨了。
定下了方略，便是以李定国人等组成了一个同学会成立委员会。
而后，便有雪片一般的意见，进入委员会甄选，紧张的甄选之后，一个个决议则送至张静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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