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东周的时候，《周礼》上也有记载把野生茭白的米种搜集起来吃。只是产量太少，一颗茭白才对应几粒种子，要用来煮饭实在是难，所以才是周天子和洛邑周边诸侯才吃。
后世有不少花里胡哨的网红食品，嫌卖米卖不出花样、不够奢侈装逼。就炒作一种华夏流到北美的菰米变种，所谓的“苏必利尔野米”，号称五大湖区的天然馈赠，一斤要卖大两百。
但其实就是茭白种子，也就宰宰抖音上那些虚荣小白而已。
甄宓对于这些东西头头是道，蔡琰和黄月英倒是不奇怪，反而她亲姐姐甄荣觉得有点不认识一样，叹道：
“唉，从小就看出小妹你少年老成，这几年帮着家里，做那些改善民生又不怎么赚钱的营生，也是苦了你了，还要操这些心。”
甄宓嫣然一笑：“闲着没事才郁闷呢，能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不是正好么。而且，就是因为不挣快钱，所以也没人来争——这还是嫁过来之后，夫君安慰我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呢。
那些很赚的生意，我们这样的人家做，人家还背后说你与民争利。我们这样，赚点小钱，也让百姓用同样多的地，有更多可选的吃的，也是一件美事。
我还想着，关中养长安还是比较宽裕的，长安周边百姓，前些年我们只是组织他们尽量种菜、甄家从别处运来粮食卖给他们。
但百姓响应号召的比例终究不够大，还有自留地种点粮食养点家畜的。唯恐我们家的商队来得不及时，冬天不能足量卖米，饿到了他们，一定要自己种点才心中不慌。
如今指望伊洛养活未来的雒阳城，但凡人口过了百万，那就非得好好劝导百姓，一点稻麦都不种，本地蔬菜才够吃。
养猪羊也得控制数量，只许养吃家里烂菜帮子老叶子那点量，多的不能让他们本地养，还是得外地运活畜过来、全部到本地宰杀卖肉，这样百万京城百姓的民生才能稳定。”
甄宓说着这些稳定民生的话题，蔡琰和甄荣都不感兴趣，倒是黄月英也喜欢统筹杂七杂八的东西，勉强跟着她的节奏讨论几句：
“小妹最近跟着夫君筹划造新城的事儿，也在鼓捣一些加快营建的奇巧机械。我弄了一种可以用水车驱动转动的，或者是直接用脚踏齿链轮转动的圆锯子。
锯齿就跟普通木匠的锯子一样，做成圆锯片之后就不用往复拉了，可以一个方向一直转下去，分割木料可快了，造城修屋的木头加工起来，能便利得多。
这种圆锯子改一改，以后也可以直接拿来宰杀分割猪羊。说不定过两年雒阳新城造好，百姓稠密之后，可以开一个屠宰的工场。
听说司空当初在成都时，就搞出了用水车推动碾米磨面的磨坊，那何不推而广之，用水力大规模杀猪杀羊呢。要靠外运供应国都的话，可以考虑大批量进货并州的山羊。
并州地势崎岖，可以种的田地不多，听说百姓也多养山羊补贴民生，而且跟雒阳就隔着河内，到时候组织关东的商船走沁水、丹水去上党太原卖当地短缺的民生物资，买回山羊池盐，也好供给雒阳。”
甄宓和黄月英你一言我一语，似又讨论出一条让民生商业化的路子来。
原本在汉末的经济环境下，肉食者也多半只是自给自足的庄园豪强经济，说白了都是跟张飞那样家里有庄园，然后自己庄园里养了给庄主庄客吃，百姓很少在流通市场上买肉的。
雒阳之前作为大汉朝的国都，但一直到桓灵时期，周边依然有很强的庄园自然经济属性，城里吃肉的权贵，都是在城外伊洛平原范围内有农庄，自己庄子养牲畜专供。
这样的经济效率，其实是非常低下的，一来可以吃到肉的人因此极少，规模大了根本供给不起。二来也极大浪费了首都周边宝贵的田地，没有分给其他需要时效性、无法长途运输的农作物的生产。
这一点，一直到唐朝都没改善，要到宋朝，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商业贸易打破自然经济低效状态，才算是好了一些。
宋朝汴梁人吃的肉大多数都不是本地或附近养的牲畜，还有商人沿着大运河，超过五百里把猪羊用船运过来，或者其他善于自己奔走的家畜，直接赶到离城比较近的地方，再集中宰杀。
动物比植物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活着移动、到了要吃的那一刻再宰杀，依然是新鲜的肉。
这么一个朴素的道理，但是从汉到唐百姓都没有利用起来，宁可顶着高损耗本地养殖，说到底就是商品经济太孱弱。
让百姓不敢把全部身家都投入到单一产品的生产中，唯恐被奸商囤积居奇、控制货源，市场上买不到生活必需品导致自己冻饿而死。
毕竟谁都怕“我全家只种一种东西，或者只养殖一种东西，但这种东西供过于求滞销、价格暴跌，卖了之后买米都不够，全家饿死”。然后为了生存安全，只能分出一部分田种保命的口粮，才能心中不慌。
另一方面，从汉到唐，官府没有在乎这事儿，也没有刻意去盯着市场、严厉打击囤积居奇、炒作民生物资的奸商，久而久之导致了百姓没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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