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君招徕逃民的政策，最初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成效。
那上千户脱离了南乡户籍，在谒戾山周边林子里依靠打猎、捕鱼、吃野果的百姓虽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但却能勉强靠着新开的一点土地维生，当长安君派人来找到他们的聚居点，邀请他们回到南乡时，众人是拒不相信的。
“重新授田？提供种子和衣食？”衣衫褴褛的逃民听到来自县中的小吏如此说，都觉得十分好笑。
“世上岂有如此好的事，怕不是诓骗吾等出山，要将吾等缉捕为奴吧！”年纪稍长些的人极为警惕。
“只见说过催税的县官，未闻给吾等好处的县官，骗人的，一定是骗人的！”
当邮无信将这些来自逃民的反馈告知长安君后，长安君和蔡泽面面相觑。
明月当场就有些生气：“看来祁县如此难治，都是前几任县官留下的烂摊子啊，苛政如虎，将百姓都赶跑了。”
好在旁边的秦、韩郡县也好不到哪去，都是重税重役，否则这些百姓早就往河东、上党流窜了。
蔡泽却摇头道：“这也怪不得县官，毕竟每年上计，看的不是当地百姓安乐，而是看上缴的赋税多寡……”
所谓上计，就是诸侯各县的令、吏向朝廷申报一岁治状的制度，在赵国，各县每年九月必须定期地向中央报告本地的租税收入、户口统计、治安情况等，朝廷据此评定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
蔡泽道：“臣听说过一件事，当年，晏子治理东阿一年，不接受当地豪长的私人请托，不接受财物送礼；山林水泽向百姓开放，使得贫民受利，无冻馁之苦，可到了年终上计时，齐景公一看东阿的赋税少了，当地的豪长也对晏子十分不满，便不分青红皂白，对晏子大加责备，认为晏子把东阿治理得混乱不堪，勒令他一年内必须改善，否则就要撤职。”
“又一年，齐景公再看东阿的上计，发现赋税增加了，豪长们也对晏子赞不绝口，便对晏子连连称善。然而此番，晏子却向齐景公请罪，说他这次治阿，一反前态，不但听从豪长们的私人请托，接受财物送礼，让各家子弟充斥县吏，山林水泽，禁止百姓使用，而交给豪长之家开矿伐木牟利。此外，还加倍征收赋税，又用花言巧语和钱财讨好朝中近臣，如今，东阿挨饿的百姓已超过半数，国君却不忧反喜，晏子道，臣愚不能治东阿，愿乞骸骨，避贤者之路……”
晏子依靠这件事来告诫齐景公，不能只看上计，听近臣之言来评判治邑优劣。
讲完这件事后，蔡泽叹道：“以晏平仲之贤，若是上计不佳，也要受到国君申饬，何况一般的县吏。他们本就是外来的，每到一处上任，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讨好当地豪长，征辟其子弟，为各家大开方便之门，此外，便是让豪长协助收取普通百姓的赋税，将在豪长头上减免的部分，分摊到全县百姓头上，如此一来，税岂有不重之理？每逢上计，上交粮食多于往年的，常被视为能吏，得到提拔，少于往年的，则被视为庸吏，遭到责备……”
蔡泽说，诸侯地方上的郡县长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上等是西门豹那种，他们有足够的见识和胆量，能打破传统的藩篱，带着百姓开渠致富，在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同时，也能交上一份令君王满意的上计，地方越治越好。
中等的，则是一般的官吏，能在政绩和百姓死活间做出一定平衡，百姓能勉强度日，上交国家的粮食也不会亏欠。
下等的，就是祁县前几任县官那样，为了往上爬，竞相实行苛政剥削百姓，贿赂上官，至于百姓的安乐，百姓的赞誉，能传到国君的耳朵里么？能被算作政绩么？只要上计政策不变，下面就不会放松。
这样，他们无视祁县遭兵灾旱灾，屡屡加税，最后导致百姓逃走，户口大降，边境秩序荡然无存。
官僚取代卿大夫，虽然总体而言提高了税收效率，可对单个地方的人而言，却不一定是好事。百姓只能祈求自己能遇上一位有良心的好官了，然而并不是每个县吏都有晏子的仁德，也不是每个县吏都有西门豹那种带百姓创造财富的眼光。
当然，还有一种最下乘的吏蔡泽没说，那就是自诩清官，满口仁义道德，可实际上却没有能力治理地方，最后该交给国家的粮食交不上去，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差。这也是历朝历代，宁要能干的贪官，也不喜无能清官的缘故。
蔡泽的话发人深醒，明月沉吟良久后道：“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来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来年无兽……”
在饱受兵灾和旱灾的南乡这么玩，最后的结果就是鱼儿越来越少，最后轮到明月接受这池塘时，已无鱼可获了。
不过最后，他却笑了起来。
“这的确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县吏必在政绩和百姓死活间做出选择，好在我不必如此。”
县吏只需要向上负责，就算将地方治理得天怒人怨，过几年就调走了。
封君却不一样，还需要对下负责，不能逼民太甚，毕竟谁都希望能将领地世代传递下去，遇到危机，领地能成为最后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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